《我的1919》：历史虚构与民族想象

“正面”的“他者”来平衡自己文化矛盾的另一种文化/心理策略，无论是妖魔化的中国，还是天使化的中国，都与我们正在遭遇和正在经历的中国本身无关，东方主义视野中的中国只是西方人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建构和想象出来的中国。与此相似，中国文化中的西方其实也是我们见够和想象出来的西方。从义和团、五四运动直到现在，这种“西方主义”常常有时将西方想象为天堂有时想象为地狱，有时塑造为强盗有时打扮为天使。显然，在中国电影以及中国文化中，“西方”也并不是一种自在的真实，而是一种想象的形象，那是中国文化视野中的“西方”。
在90年代特殊的国内外背景中，特别是在1999年，一方面多数国产影片中的西方国家都是作为一种“霸权”符号出现的，形成了叙事中的国族冲突，来应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威胁，正如在《我的1919》中一样，但是，另一方面，许多影片又都利用性别策略来构成影片的人际关系，来暗示中国对西方国家的精神征服。所以，一方面，中国电影用民族英雄的宁死不屈来表达面对西方霸权的民族自尊，同时又有意识地用跨国婚姻的设置来创造一种民族自信。所以，《红河谷》、《黄河绝恋》、《红色恋人》等都借助于一个中国女性（阴性文化/被动）为中介（东方象征），设计了以一个西方男性（阳性文化/主动）为标志的西方人（西方象征）对中国文化逐渐认识、认同直到钟爱的过程，完成了一个受到西方他者承认和征服西方他者的双重表意。但是，在《我的1919》中，人物的叙事关系发生了变化，影片中进入西方人视野中的英雄是一位男性，当然，这是一个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精通外语的中国人，这是他获得西方接纳的前提，影片极力地展示了他的个人（而不是国族）才华和魅力，他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精英，因而影片表现了他如何以能言善辩惊服了西方人，特别是征服了两位法国房东让娜母女，尽管这两位法国女性已经是破落到甚至食不裹腹的贵族后裔，顾维钧用官银施舍这两位西方女人，不仅从叙事上将中国被施舍者改变成了施舍者的国家形象，而且也为顾维钧所代表的国族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优越奠定了基础。虽然影片中两位法国女人对顾维钧的认同、甚至爱，以及最后的法国美人鸣枪拯救中国英雄的情节都多少缺乏细节的真实性和情感的丰富性，与其他影片中那些中国女性征服西方男性的故事相比，甚至都更显苍白、贫乏和矫情，但是，这一叙事的虚构恰恰是影片保持国族尊严的必然策略。因而，从《我的1919》这一将政治失败置换为爱情胜利的故事中，我们阅读到的正是中国主流文化对自己的国家/民族想象，这一想象不仅通过对西方帝国主义霸权形象的塑造突出了内部团结、自我发展的国族意志，同时也通过中西爱情故事强化了人人们的民族自信与民族认同。
《我的1919》在制作上的精良，场景氛围营造上的细腻，光调色调上的造型感，甚至表演上的激情投入应该说都使影片在工艺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故事，似乎它显得多少缺乏历史本身的厚重，也缺乏穿越这段厚重历史的理性力量，它是一部融入了许多现实规定和现实情景而虚构出来的一部主流情节剧，1919的历史提供了一个虚拟的舞台，演出的更像是1999那种慷慨激昂的国族想象。


   
《我的1919》：历史虚构与民族想象(第3页)

《《我的1919》：历史虚构与民族想象(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