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研究两种维度反思——兼评孙士聪的文化研究“及物性”命题

国大众文化，文化研究者从政治维度的审美虚无中走了出来，又从审美维度充分肯定。因此，当审美渗透进社会的各个角落，审美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就异常紧密。这就引发出一个富有争议的美学和文艺学热点命题“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出现。它成为此段时期文化研究焦点命题之一。此类文化研究模式的基本理论路径就是借助于对传统“审美”内涵的改造，将其赋予到当代大众文化研究中，从而获得新的意义和文化价值。他们抛弃了中国古典审美的诗意化内涵，吸收了以费瑟斯通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审美理论。费瑟斯通认为，艺术审美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事物上，生活已经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显现为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中各种媒介符号和影像。基于此，中国的文化研究对“审美”也作出反传统解释，即审美不再是那种古典主义的高品位经验，而变成了以感性愉悦和符号性交往为特征的世俗经验：随着审美的下移和世俗化跌落，大众文化完全被赋予了“审美”品格，从虚拟的网络世界、影视广告到生活消费领域的酒吧剧场、衣食住行，再到物质生产领域的产品设计、环境改善等，一切文化现象被彻底地“审美”化了。审美维度的文化研究又一次获得了价值认定。
　　
　　但是，一味用大众文化的“审美”研究来掩盖物质文化带来的现实危机，无疑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一方面，这种“审美”赋予使得各种良莠不齐的文化纷纷走上台前，一时间，形形色色的文化形态都获得了合理性的存在。事实上，类似木子美日记、“芙蓉姐姐”等网络文化层出不穷，各种“宫”剧等电视文化也热潮不止，恐怕都披上了文化的“审美”外衣而自信满满，更为重要的是，大众文化的审美并非真正的“大众”化审美，所谓的“审美”主体只是拥有一定财富能力和强势社会地位的“小众”。“审美”主体获得的是资本权利所带来的物质身份认同和确认，并不需要情感的投入，而代之物质化的消费能力。一定程度上，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已经成为对从服饰到艺术、从饮食到家居的某种身价和能力的象征，“审美”背后隐藏的是贫富差异和社会不公。
　　
　　可以发现，无论政治维度还是审美维度都充分体现了文化研究的“及物性”。但中国的文化研究在保持社会关注感的同时，还缺乏一种价值主义的引导。如何既保持文化研究的及物性，又挖掘其深层次的精神价值根源，张光芒提出“人心文化”，作为当下文化研究的根本路径。我们虽不完全认同，但也认为解决当下文化研究的困境还是应从精神层面解决，而非一味简单的“及物”。
　　
　　两种维度的指向：
　　
　　学科品格的“及物性”建构
　　
　　因为中国的文化研究者大多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他们很容易将中国的文化研究的两种“及物性”维度延伸至一种学科思路，其突出表现在于将文化研究的“及物性”运用到文艺学学科品质的重新建构中。这其中典型代表是文化研究与文艺学学科的关系争论。可以发现，无论政治维度还是审美维度都体现了文化研究者的学科企图。
　　
　　陶东风对文化研究的概括是它的“实践品格、政治学兴趣、批判性取向以及开放性特点”，这一特征恰好可以弥补今天文学研究的缺陷。在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等等社会现实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以“民主科学、平等、自由为内核的现代精神传统”遭到质疑的今天，文学研究一味藏匿在象牙塔内，整日空谈玄虚之美，不可避免地走向边缘；研究者整日为学术而学术，脱离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因此文化研究者希望重建学术与现实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借此走向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任何人文科学研究都无法完全不受各种各样的物质利益、政治立场和文化观念等存在环境的影响。既然文艺学研究也深陷复杂的现实生存环境中，那么这门学科就应该主动介入现实生活，明确自己的学科任务。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是文化研究这一新型文艺学学科形态的价值原点。于是文化研究者重新依循“文化一政治”这一现实理论路径，为自身及文艺学学科找到参与社会现实生活的价值依据。
　　
　　显然从政治维度建构文艺学学科的基本品格可以使文艺学学科具有现实意义，但也很容易将自己从文学学科中脱离出去，甚至有重返到政治对文学的压制路径之嫌。因为文化研究的政治性批评并不能达到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美学批评和分析。尤其当中国的文化研究介入到文学研究之后渐行渐远，将文艺学学科的诗性丢弃，纯粹变为一种政治话语，文化研究逐渐显现出对政治价值的执迷、粗暴放逐诗意和审美、回避经典等种种理论病症。既然从政治维度实现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变难以为继，继而实现文化研究对文艺学学科的全面占领也是妄想，那么，文化研究岂不是无“家”可归？如何使文化研究堂而皇之地登堂人室，他们重新引入新的价值维度，通过对审美的世俗化改造，从审美维度介入大众文化研究，进而以日常生活审美化替代传统文学审美就成了文化研究必然的结果。在世纪之交的那一场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学科关系的争论中，文化研究者再一次强调了重新建构当下美学文艺学学科的学术企图。陶东风在论文中曾经提出美学文艺学学科转型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以应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作为一名在大学从事文艺学研究与教育的学者，笔者以及笔者的学生都对于文艺学、美学的现状不满意。这种不满集中指向文艺学、美学的知识生产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生活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跃的联系正在松懈乃至丧失，它不再能够积极而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艺术活动，尤其是大众的日常文艺／审美活动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一次，以“日常生活审美化”形态呈现的文化研究基本的学科建构思路就是：在商业化、物质化的“审美”视域中将文艺学学科的研究对象扩大，从经典文本、文学性作品转换为当代日常生活图景中的一切大众文化现象，从而构建当代文化研究形态下的文艺学学科的基本品格。
　　
　　但这种学科建构的思路也是值得怀疑的。首先，文化研究者过于热衷对文艺学学科的占据，进而强行改变一个学科的特质，这违背了学术工作者对传统文学学科的基本尊重。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质的规定性，否则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据。文艺学学科的特质就是其对于诗意话语的坚持、审美理想的价值寻求，那些与人类生存意义相悖的事物是无法进入到这一学科领域，无法成为构筑人生命境界的精神表征。本来“一切新的学术研究的基础则应该是回到文本，坚定不移地回到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当中”，而文化研究消解中国传统审美的诗意内涵和价值品格，将其位移到各色大众文化中，有其名而无其实，使得文艺学研究基本特质丧失。其次，在文化研究者看来，当今时

《中国文化研究两种维度反思——兼评孙士聪的文化研究“及物性”命题(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