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研究两种维度反思——兼评孙士聪的文化研究“及物性”命题
中国文化研究两种维度反思——兼评孙士聪的文化研究“及物性”命题
作者/方国武刘玉梅
内容摘要：政治和审美是中国文化研究两种主要维度，充分体现了文化研究的“及物性”。政治维度体现了中国文化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和社会参与性，最终导致向文化政治的转变；审美维度的文化研究构成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中国图景，由诗意文化转向物质文化。两种维度的文化研究显示了中国文艺学研究者重建学科品格的愿望。
关键词：文化研究 政治审美及物性文化政治
作者1方国武，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博士后；2刘玉梅，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博士生。（合肥：230036）
《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3期刊登孙士聪的文章，提出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及物性”命题。该文提出，文化研究的及物性应植根于具体的文化实践，面向实际存在的文化现象，其研究范式应着重分析文化背后的社会土壤，“而这必然要求及物的文化研究重回当下中国文化实践及其处身其中的社会具体性”，保持社会学的关注。孙文关于文化研究的“及物性”论述，强调了对现实文化的解读和阐释，保持了文化研究鲜活的生命力，是很有意义的命题。但这也由此引发笔者的思考：这种“及物”维度是否真的能成为文化研究的价值根本？文化研究在保持对社会关注的同时，能否一味停留在“及物”层面？本文通过对中国文化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维度——政治维度与审美维度的批判性反思，对中国文化研究“及物性”范式做进一步考察，进而从文艺学学科层面揭示两种研究维度背后的学科企图。
政治维度和审美维度：
文化政治和日常生活审美化
将政治维度作为中国文化批评的主要价值立场，是文化研究中国化的必然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国的社会生活状态发生转型。如何面对风起云涌的大众文化，文化研究者首先对其存在的合法性作出价值判断。文化研究者更多从政治角度对其做正面评判，“如果我们不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运动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合理性与进步性，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当今社会的世俗化过程及其文化伴生物——世俗文化，具有正面的历史意义，在客观上具有消解一元的意识形态与一元的文化专制主义，推进政治与文化的多元化、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历史意义”。陶东风教授的观点代表了文化研究者的一种普遍的批评立场。很显然，这是一种宏大叙事的政治批评。 (凹丫丫范文网 fanwen.oyaya.net) 在这里，陶教授用“民主”“自由”这样的政治话语来表述大众文化，将其从日常生活化层面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将文化研究从文化层面扩展到政治层面，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政治化的文化研究模式正是大众文化在中国合法化的理论保证，强调政治价值的用意，就是凸显文化研究的社会性。
政治维度的文化研究是基于对“文化”的政治理解，其基本理论路径是将文化研究提升到文化政治。在西方，当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的最早创建者伯明翰学派提出建立一种政治化的批评，这种批评观念正是能够代表工人阶级与平民阶层政治、文化权利的文化观念。中国的文化研究也承继了伯明翰学派理论。这里的“文化”在视域上完全摆脱了传统审美理想主义，它不再是以文化经典作品，而是以当代大众文化为主体，具有世俗化、消费主义特征的文化文本，其突出的形态是图像形态。各种丰富样态的文化文本为广大普通民众所享受，对精英文化具有极强的冲击力，并最终将其挤至边缘。对这类文本的解读并非是分析其形式的美学特征和诗学精神，而换之为意识形态性的考察。意识形态体现在文化产品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的诸多环节。其核心就是考察文本表面形式下承载的深层权力关系。因此，文化研究更多体现为文化政治关注，即关注文本同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关注文化文本产生的过程，如文本语境、生产机制以及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传播路径等，其中还包括某一特定的文化现象同社会阶级／阶层以及性别等意识形态范畴的联系等。通过这种理论路径，在文本分析中，文化成为了一种政治的符号表征，文化研究实现了向文化政治的转变。
政治维度显示了文化研究的社会参与性和实践性品格，而非学科内的纯粹学术批评。但正如“道德更新、精神启蒙，无法真正通向现代强国的建立”那样，中国文化研究在政治批评的实践过程中，仍面临现实挑战。首先，一味从政治维度对“文化”做价值判断，而忽略了分析文化对象的属性特征和存在状态。也就是说，文化研究赋予“文化”明确的政治正确或政治不正确的价值判断时，恰恰忽略了对具体“文化”文本的个案分析，这种分析应更多基于其与人相关的实际的存在意义。可能在一定阶段，文化研究者需要通过政治判定来获得或者赋予研究对象的存在价值，进而证明自己对这种“富有时代意义”的对象的研究工作也是有意义的，但在其对象获得了这种合法性存在地位后，如果还依然陷入简单的价值判断，结果便使得文化研究很难深人下去。文化研究的这种困境其实深受中国的“知识的政治化”传统的影响，如盛宁先生所言：“我们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好像一向比较缺乏一种从义理的层面对问题进行不断的探究辨析的风气，我们往往习惯于以政治利害作为评判思想是非的标准，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对或错取代对文化现象、思想理念的追问、辨析和体认；”其次，在商业社会的语境下，文化政治批评更多与商业合谋。许多冠以“文化研究”头衔的学者们，其旨趣所在往往是文化产业。作为以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分析为理论价值维度的文化研究，首要的使命应该是坚持批判立场，对外抵制外来文化霸权，对内谋取和扩大边缘群体的文化空间。但在实用功利主义思想征用和支配下，大多文化研究学者实质上认同了其研究对象，客观效果上也获得了市场的回报和大众的青睐，从而丧失了独立的批评立场。
政治维度只能确认文化研究的存在意义，若进一步深入各种“文化”个案的内部，就需要新的视角。“21世纪是个审美的时代”，于是世纪之交审美维度作为文化研究的价值维度重新得以呈现。面对当代中 《中国文化研究两种维度反思——兼评孙士聪的文化研究“及物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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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国武刘玉梅
内容摘要：政治和审美是中国文化研究两种主要维度，充分体现了文化研究的“及物性”。政治维度体现了中国文化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和社会参与性，最终导致向文化政治的转变；审美维度的文化研究构成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中国图景，由诗意文化转向物质文化。两种维度的文化研究显示了中国文艺学研究者重建学科品格的愿望。
关键词：文化研究 政治审美及物性文化政治
作者1方国武，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博士后；2刘玉梅，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博士生。（合肥：230036）
《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3期刊登孙士聪的文章，提出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及物性”命题。该文提出，文化研究的及物性应植根于具体的文化实践，面向实际存在的文化现象，其研究范式应着重分析文化背后的社会土壤，“而这必然要求及物的文化研究重回当下中国文化实践及其处身其中的社会具体性”，保持社会学的关注。孙文关于文化研究的“及物性”论述，强调了对现实文化的解读和阐释，保持了文化研究鲜活的生命力，是很有意义的命题。但这也由此引发笔者的思考：这种“及物”维度是否真的能成为文化研究的价值根本？文化研究在保持对社会关注的同时，能否一味停留在“及物”层面？本文通过对中国文化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维度——政治维度与审美维度的批判性反思，对中国文化研究“及物性”范式做进一步考察，进而从文艺学学科层面揭示两种研究维度背后的学科企图。
政治维度和审美维度：
文化政治和日常生活审美化
将政治维度作为中国文化批评的主要价值立场，是文化研究中国化的必然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国的社会生活状态发生转型。如何面对风起云涌的大众文化，文化研究者首先对其存在的合法性作出价值判断。文化研究者更多从政治角度对其做正面评判，“如果我们不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运动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合理性与进步性，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当今社会的世俗化过程及其文化伴生物——世俗文化，具有正面的历史意义，在客观上具有消解一元的意识形态与一元的文化专制主义，推进政治与文化的多元化、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历史意义”。陶东风教授的观点代表了文化研究者的一种普遍的批评立场。很显然，这是一种宏大叙事的政治批评。 (凹丫丫范文网 fanwen.oyaya.net) 在这里，陶教授用“民主”“自由”这样的政治话语来表述大众文化，将其从日常生活化层面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将文化研究从文化层面扩展到政治层面，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政治化的文化研究模式正是大众文化在中国合法化的理论保证，强调政治价值的用意，就是凸显文化研究的社会性。
政治维度的文化研究是基于对“文化”的政治理解，其基本理论路径是将文化研究提升到文化政治。在西方，当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的最早创建者伯明翰学派提出建立一种政治化的批评，这种批评观念正是能够代表工人阶级与平民阶层政治、文化权利的文化观念。中国的文化研究也承继了伯明翰学派理论。这里的“文化”在视域上完全摆脱了传统审美理想主义，它不再是以文化经典作品，而是以当代大众文化为主体，具有世俗化、消费主义特征的文化文本，其突出的形态是图像形态。各种丰富样态的文化文本为广大普通民众所享受，对精英文化具有极强的冲击力，并最终将其挤至边缘。对这类文本的解读并非是分析其形式的美学特征和诗学精神，而换之为意识形态性的考察。意识形态体现在文化产品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的诸多环节。其核心就是考察文本表面形式下承载的深层权力关系。因此，文化研究更多体现为文化政治关注，即关注文本同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关注文化文本产生的过程，如文本语境、生产机制以及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传播路径等，其中还包括某一特定的文化现象同社会阶级／阶层以及性别等意识形态范畴的联系等。通过这种理论路径，在文本分析中，文化成为了一种政治的符号表征，文化研究实现了向文化政治的转变。
政治维度显示了文化研究的社会参与性和实践性品格，而非学科内的纯粹学术批评。但正如“道德更新、精神启蒙，无法真正通向现代强国的建立”那样，中国文化研究在政治批评的实践过程中，仍面临现实挑战。首先，一味从政治维度对“文化”做价值判断，而忽略了分析文化对象的属性特征和存在状态。也就是说，文化研究赋予“文化”明确的政治正确或政治不正确的价值判断时，恰恰忽略了对具体“文化”文本的个案分析，这种分析应更多基于其与人相关的实际的存在意义。可能在一定阶段，文化研究者需要通过政治判定来获得或者赋予研究对象的存在价值，进而证明自己对这种“富有时代意义”的对象的研究工作也是有意义的，但在其对象获得了这种合法性存在地位后，如果还依然陷入简单的价值判断，结果便使得文化研究很难深人下去。文化研究的这种困境其实深受中国的“知识的政治化”传统的影响，如盛宁先生所言：“我们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好像一向比较缺乏一种从义理的层面对问题进行不断的探究辨析的风气，我们往往习惯于以政治利害作为评判思想是非的标准，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对或错取代对文化现象、思想理念的追问、辨析和体认；”其次，在商业社会的语境下，文化政治批评更多与商业合谋。许多冠以“文化研究”头衔的学者们，其旨趣所在往往是文化产业。作为以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分析为理论价值维度的文化研究，首要的使命应该是坚持批判立场，对外抵制外来文化霸权，对内谋取和扩大边缘群体的文化空间。但在实用功利主义思想征用和支配下，大多文化研究学者实质上认同了其研究对象，客观效果上也获得了市场的回报和大众的青睐，从而丧失了独立的批评立场。
政治维度只能确认文化研究的存在意义，若进一步深入各种“文化”个案的内部，就需要新的视角。“21世纪是个审美的时代”，于是世纪之交审美维度作为文化研究的价值维度重新得以呈现。面对当代中 《中国文化研究两种维度反思——兼评孙士聪的文化研究“及物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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