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时代重庆报纸的“四川意识”与成都、重庆的互视

。所以，很多人想象这块地方是未来中国的一个工业区，也是四川的第一个工业区。
……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在重庆，商人资本势力比工业家资本势力雄厚得多，五十一家银行，三十六家钱庄，大部分的放款是商业的，今年一月间的计算；重庆的商业资本有十二万万元，通过？行（庄？）而算出来的游资有十五万万元，而工业资本和矿业资本合计五万万多元上河来的下河来的一干人们想找到工作，但是工厂不扩大，近来还有停工的，有？办法呢？于是原在一些地方和散布在各处的，就做小贩，苦力，或者擦皮鞋，做佣工。
这一区域，可能而且应该赶快工业化，但是不能等待谁偕了十万万美元来修水闸才开始，时间就是生命，是浪费不得的。……”

   
陪都时代重庆报纸的“四川意识”与成都、重庆的互视(第3页) 　
这一阶段重庆成都的比较体现在方方面面，成都的报纸尤显出以重庆为标准，来评价自己城市、督促自己城市发展的倾向来。如《新新新闻》民国34年5月6日8版《成都邮政》，文章说：
“成都文化水准很高，什么都管理得比较好，但邮政一项有加强的必要。在本市区以内，务必做半日可达，这不难，成都穿城九里，周围约四十里，并不比重庆大多少，甚至以重庆的新规划而言倒比成都为大。
重庆林森路之曾家岩，这可达海棠溪交上清寺半日可达，林森路交城的四周都是半日可达。成都的本区的传递信件要两天（如南较场交正通顺街），这传递信件的速度比重庆慢四倍，同为中华政？何成都邮管区浪费时间之如此。……”
又如《新新新闻》民34年5月13日，《大众园地》之《成都的市面秩序的问题》：
“成都是中国的心脏地带，距陪都颇近，事事都应该轨道，也用不着人再来谈什么秩序问题。
成都市面的秩序，颇为紊乱，既未按‘行人靠左’的规律，在十字街口，其情形更不堪设想，人力车夫往往不听警察的指挥，（固然有偷闲不指挥的）打捷路，不按规定路线走去，所以出事颇多。
成都地势平坦，足踏车因之盛行，以乘车的身？，似乎要不为警察的指挥为荣，横冲直撞，我 自在一小时内有肇祸撞人者三四处……人力车于十字街口，必依应走之路线进行，以重安宁，以重庆为？范。”
总之，成都、重庆百余年错综复杂而微妙的文化心理在陪都时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后来成、渝之“异”与“分”多起因于“陪都”，而陪都时代本身却是以二者之“同”与“共”为面相，个中的文化意趣颇值得玩味。
注释：
[1]张其昀《四川精神》，《大公报》1938年10月29日
[2]张学继《民国时期的缩省运动》，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10月号
[3]同上

   
陪都时代重庆报纸的“四川意识”与成都、重庆的互视(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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