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时代重庆报纸的“四川意识”与成都、重庆的互视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31日，国民政府电告前线将士，政府决定迁都重庆，继续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正式宣布迁都重庆，以重庆为战时首都。1939年5月5日改重庆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陪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21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云集重庆的世界名人、各国外交官等有3000人，使重庆成为有国际影响的重要城市。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这段时期重庆的城市地位得到了突然的极大的提升，重庆由僻处四川东部的一座普通中等城市上升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一座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成为陪都以后，重庆报纸仍然充满了四川、成都的信息，特别是广告中遍布“川”字，重庆报纸自称“蜀”、“四川”是非常自然而普遍的，所作报道评论也仍是以四川自视，如重庆《新蜀报》民国33年11月8日2页就有社论《科学与四川建设》，11月29日三页社论是《四川的经济与交通》，11月30日社论是《战时四川动员的问题》……很难看出有独立的意识。
明确标示自己报纸的四川身份的文章也很多，如《新蜀报》民34年6月1日3页《金钢钻》之《清川江航轮驾驶员复工》：

“以重庆为中心的嘉陵江和长江上下游航轮，都因驾驶人员的加薪问题未获解决，从前天起停止工作了……这在交通方面，是一个颇为吓人的问题：尤其是重庆为中国战时的首都，万国观瞻所系，就四川人的立场而言，无论征兵，征粮，做特种工程，捐献……一切等等，对国家，对民族，都以四川人出钱出力为独多。……在全中国，甚至于全世界，谁都知道了而且确信四川人力量的伟大。……本报是四川人民的报纸，敢以四川人民一份子的资格向川江驾驶人员们作如下的请求……为四川出钱出力的人民作坚强的后备军，站在自己的岗位上牺牲自我，顾全大我！”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重庆成立行营，“其职权广泛无限制，举凡川康两省及渝市党政军各项要政，须受其统辖指挥”，但重庆仍以四川自居，重庆报纸仍以“川人”立论，如《商务日报》民国35年4月22日二版社论《中央留给四川人民的最佳纪念》：“中央政府还都在即……四川，八年来是我国的战时首都……是支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据地。这些在四川的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盛事……”。《国民公报》民国35年5月3日一版社论《重庆行营成立》：“国府还都，重庆虽已不再为全国首都，但仍不失为西南及大后方重镇，五月一日国府明令还都文告中，特别指示四川为抗战建国根据地，久宜辉闳体制，列四川省及重庆市为全国示范区，蒋主席日前在蓉发表告别川省同胞书，殷殷以建设新四川为当前要务，惟中枢还都后，政令周转不便，每易贻误机宜，非有大员就近坐镇，难奏？功，当局乃特设军委会重庆行营，特派张岳军氏兼代，此一举措，十分明智。行营之设置，系直接代表最高统帅，其职权广泛无限制，举凡川康两省及渝市党政军各项要政，须受其统辖指挥，……本报忝为川民喉舌，多年勉尽言责，代川人呼吁…………国府虽迁，但中央并未忘弃四川，故行营之设立，无异于国府之留川，吾人决不悲观，亦不失望，惟佇候行营嘉谋之丕展焉。”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概与大量的“下江人”涌入重庆有关，外来文化因素的介入，使重庆与成都作为“四川”的共性反而越发凸显出来，在陪都时代，“巴蜀文化”这个名词反而形成了，学术界展开了研究“巴蜀文化”的热潮，代表性论文有《说文月刊》1941年3卷4期卫聚贤《巴蜀文化》，《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1年9月1卷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及其批判》等。当然，考古学上所谓的“巴蜀文化”一般是指秦统一巴蜀以前出现于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而在日常的语用中，人们所称的“巴蜀文化”就逐渐突破这个历史界限，而成为将整个四川统摄在内的地域文化的代名词。报纸上也提出了“四川精神”[1] 这样一个高度“宏大叙事”的概念，将成都、重庆牢固地建构为一个统一体。
实际上，“缩省”运动中的重庆一直有很好的独立机会，按照常理，重庆的独立意识应该膨胀。保留省级行政建制，同时缩小省的行政区域，是国民党在省制问题上的一贯主张。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共出现过三次高潮 [2]。四川是缩省的重点。1939年1月1日，经过长期的筹备，西康省正式成立。紧接着，蒋介石建议组织的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及川康建设视察团，经百余日实地考察，得出基本结论：“川省区域太大，宜缩小省区，添设省治。”报告书建议将四川划分为三省，分别以成都、重庆、叙府为省治所在地。在同年9月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蒋介石以议长身份提出《川康建设方案》，原则上采纳了视察团报告书的建议 [3]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的独立意识也偶有表现，如《新新新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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