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认识
：“所谓默达费西加者，译言察性以上之理也。”它包括“论万物所有超形之理”（超形之理指形上之理，如心理、信仰等）“论万物之原”“论物之真与美”[28]。metaphysic一词是到严复时才译成“形而上学”的，但是，李鸿章已经将它理解为中国古代哲学中与“气”相对的“理”，即事物的条理，判断、推理的思想活动。
“气”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主要用以指构成一切有形之物的元素，是一种实体。天地万物的运行，即是“气”聚散生化的过程，“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29]。在这种意义上，李鸿章认为它与西学所说的费西加即Physic是对等的。《西学凡》中说：“费西加译言察性理之道，以剖万物之理，而为之辨其本末原性情。由其当然究其所以然，依显测隐，由后推前，”明末以来汉译西书所说的费西加并不是今天狭义的“物理学”，是指从古希腊至中世纪，哲学尚未从自然科学中分离出来的西方学术概念，它包括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在内。“所谓费西加者，止论物之有形”[31]。泰西Physic所论，包括对宇宙的认识，火气水土四元论，数量，运动，天地、人兽、草木的变化及其所以然之理等等。
“数”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多重含义，在中国哲学中，有“理”的内涵，指规律、方法，在这种意义上也叫“理数”；数在中国古代的另一种概念是“计算”，叫作算学。李鸿章说的“玛得玛第加说数”是指mathematic（数学）。《西学凡》说：“玛得玛第加独专究物形之度与数。”[32]亦即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李鸿章的“玛得玛第加说数”这个说法，说明他对西学mathematic的理解是沾边的，当然也未免混沌。
我们不难看出，李鸿章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气、数与西方科学的metaphysic、physic、mathematic相对举，虽不免有些简单化，但在他那个时代有它的可贵之处，他以平等对话的心态，将中西学术在最高的概念框架上结合起来，进行汇通与融合的思考，这是引领文化潮流变迁者高屋建瓴的气魄。他说的“吾喜西学格物之说不背吾儒”，是他推行洋务运动在理念上的依据。
晚清时期对于外来的西方科学文化有三种不同的认识。
第一种是夜郎自大者，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坚决抵制。洋务运动的反对派翰林院掌院大学士倭仁说：“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弱振弱者。天文算学祗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并非谓欲求自强必须讲明算法也。”杨廷熙上奏：“中国之可羞可耻者，未有大于西洋之流毒、西人之倡乱矣。”“延聘西人在馆（指同文馆——引者注）教习，此尤大伤风教。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天地神明所震怒，忠臣烈士所痛心……华夷之辨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34]
第二种是“西学中源”说，洋务派的领袖之一奕新，就持这种观点。其实在早康熙帝就有几何学是“东来法”的看法。晚清王韬明确指出，所谓“东来法”不是指中国，而是指印度、阿拉伯。但是人们宁可认为指的是中国，这样，学习“夷技”至少在面子上好看得多。
第三种是李鸿章的认识，面对“强敌”，他以开放的眼光乐于且有能力与之“对话”，他认准了西方近代科学具有先进性，他用自己固有的知识和语言，从哲理上诠释西方近代科学文化，认为外来的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学问不相悖，而且可补中国科学技术之不足，“始于格致，终于治平，古今之同不同，中外之异不异，无论也。但能推而合于治国平天下者，斯可矣！古今中外何有哉！”
其实，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由知识组成的，人类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运用知识。知识是不分国家、种族的，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李鸿章认为，只要能运用格致知识，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就可以了，“中外之异不异，无论也！”李鸿章对西方科学文化接受的眼光，无疑是超乎寻常的。德富苏峰当年在日本报纸上著文品评李鸿章：“彼在支那文武百僚中，确有超卓之眼孔、敏捷之手腕，而非他人所能及也。彼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强，此种眼光，虽先辈曾国藩，恐亦让彼一步。”是李鸿章领导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西之间学术对话的新时代。
李鸿章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推行洋务运动，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忌妒、无知、迷信、古旧思想、不切实际的理论，或明或暗的叛逆行为，贿赂的收受，利益的冲突，为着自私自利的劝告等等，像网子缠着李鸿章”[37]。然而，李鸿章的人格确有过人之处。梁启超说他“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云。其起居饮食，皆立一定时刻，甚有西人之风”。李鸿章能够顽强地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文化，自然得益于他超凡的人格力量。
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够使得科学技术变成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得益于李鸿章对科学和政治都具有充沛的知识，还得益于他拥有推行洋务的资源。
李鸿章只是在“格致”的范围内认为“古今之同不同，中外之异不异，无论也”。梁启超比起李鸿章来激进了许多：“政无所谓中西也。”[39]戊戌派对洋务派是大加攻伐的，他不止一次批评李鸿章：“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40]在人类发展的第三阶段，科学是经济和政治力量组合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它将长期成为改造社会的主要力量。梁启超的激进把李鸿章进步的文化主张彻底抹煞了，梁启超对李鸿章的偏颇评价影响了几代写中国思想史的人。其实如果没有李鸿章等洋务派对科学价值的认识和提倡，特别是利用他们手握重权的地位，顶着巨大压力推行西方科学文化于社会实践，使近代科学在晚清时期得到繁荣，“五四”时代的“赛先生”不知要晚到多少年。
不可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是直到今天中国人一直为之奋斗的科学的社会发展观。
附李鸿章佚文五种
李鸿章为翻译西书作序五篇
张晓标点注释
增订格物入门七种七卷／[美]丁韪良译；同文馆集珍板光绪十五年大开本七册
前有董恂（总理衙门大臣）、徐继畲（曾任福建巡抚）同治七年(1868)序；丁韪良光绪戊子（光绪十四年1888） 《李鸿章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认识(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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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主要用以指构成一切有形之物的元素，是一种实体。天地万物的运行，即是“气”聚散生化的过程，“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29]。在这种意义上，李鸿章认为它与西学所说的费西加即Physic是对等的。《西学凡》中说：“费西加译言察性理之道，以剖万物之理，而为之辨其本末原性情。由其当然究其所以然，依显测隐，由后推前，”明末以来汉译西书所说的费西加并不是今天狭义的“物理学”，是指从古希腊至中世纪，哲学尚未从自然科学中分离出来的西方学术概念，它包括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在内。“所谓费西加者，止论物之有形”[31]。泰西Physic所论，包括对宇宙的认识，火气水土四元论，数量，运动，天地、人兽、草木的变化及其所以然之理等等。
“数”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多重含义，在中国哲学中，有“理”的内涵，指规律、方法，在这种意义上也叫“理数”；数在中国古代的另一种概念是“计算”，叫作算学。李鸿章说的“玛得玛第加说数”是指mathematic（数学）。《西学凡》说：“玛得玛第加独专究物形之度与数。”[32]亦即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李鸿章的“玛得玛第加说数”这个说法，说明他对西学mathematic的理解是沾边的，当然也未免混沌。
我们不难看出，李鸿章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气、数与西方科学的metaphysic、physic、mathematic相对举，虽不免有些简单化，但在他那个时代有它的可贵之处，他以平等对话的心态，将中西学术在最高的概念框架上结合起来，进行汇通与融合的思考，这是引领文化潮流变迁者高屋建瓴的气魄。他说的“吾喜西学格物之说不背吾儒”，是他推行洋务运动在理念上的依据。
晚清时期对于外来的西方科学文化有三种不同的认识。
第一种是夜郎自大者，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坚决抵制。洋务运动的反对派翰林院掌院大学士倭仁说：“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弱振弱者。天文算学祗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并非谓欲求自强必须讲明算法也。”杨廷熙上奏：“中国之可羞可耻者，未有大于西洋之流毒、西人之倡乱矣。”“延聘西人在馆（指同文馆——引者注）教习，此尤大伤风教。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天地神明所震怒，忠臣烈士所痛心……华夷之辨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34]
第二种是“西学中源”说，洋务派的领袖之一奕新，就持这种观点。其实在早康熙帝就有几何学是“东来法”的看法。晚清王韬明确指出，所谓“东来法”不是指中国，而是指印度、阿拉伯。但是人们宁可认为指的是中国，这样，学习“夷技”至少在面子上好看得多。
第三种是李鸿章的认识，面对“强敌”，他以开放的眼光乐于且有能力与之“对话”，他认准了西方近代科学具有先进性，他用自己固有的知识和语言，从哲理上诠释西方近代科学文化，认为外来的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学问不相悖，而且可补中国科学技术之不足，“始于格致，终于治平，古今之同不同，中外之异不异，无论也。但能推而合于治国平天下者，斯可矣！古今中外何有哉！”
其实，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由知识组成的，人类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运用知识。知识是不分国家、种族的，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李鸿章认为，只要能运用格致知识，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就可以了，“中外之异不异，无论也！”李鸿章对西方科学文化接受的眼光，无疑是超乎寻常的。德富苏峰当年在日本报纸上著文品评李鸿章：“彼在支那文武百僚中，确有超卓之眼孔、敏捷之手腕，而非他人所能及也。彼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强，此种眼光，虽先辈曾国藩，恐亦让彼一步。”是李鸿章领导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西之间学术对话的新时代。
李鸿章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推行洋务运动，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忌妒、无知、迷信、古旧思想、不切实际的理论，或明或暗的叛逆行为，贿赂的收受，利益的冲突，为着自私自利的劝告等等，像网子缠着李鸿章”[37]。然而，李鸿章的人格确有过人之处。梁启超说他“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云。其起居饮食，皆立一定时刻，甚有西人之风”。李鸿章能够顽强地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文化，自然得益于他超凡的人格力量。
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够使得科学技术变成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得益于李鸿章对科学和政治都具有充沛的知识，还得益于他拥有推行洋务的资源。
李鸿章只是在“格致”的范围内认为“古今之同不同，中外之异不异，无论也”。梁启超比起李鸿章来激进了许多：“政无所谓中西也。”[39]戊戌派对洋务派是大加攻伐的，他不止一次批评李鸿章：“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40]在人类发展的第三阶段，科学是经济和政治力量组合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它将长期成为改造社会的主要力量。梁启超的激进把李鸿章进步的文化主张彻底抹煞了，梁启超对李鸿章的偏颇评价影响了几代写中国思想史的人。其实如果没有李鸿章等洋务派对科学价值的认识和提倡，特别是利用他们手握重权的地位，顶着巨大压力推行西方科学文化于社会实践，使近代科学在晚清时期得到繁荣，“五四”时代的“赛先生”不知要晚到多少年。
不可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是直到今天中国人一直为之奋斗的科学的社会发展观。
附李鸿章佚文五种
李鸿章为翻译西书作序五篇
张晓标点注释
增订格物入门七种七卷／[美]丁韪良译；同文馆集珍板光绪十五年大开本七册
前有董恂（总理衙门大臣）、徐继畲（曾任福建巡抚）同治七年(1868)序；丁韪良光绪戊子（光绪十四年1888） 《李鸿章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认识(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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