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传媒道德问题的跨文化思考

5年11月6日载文说，在电视黄金时间，平均每小时播出有关暴力的镜头达13．3次。每位观众每周看到的有关暴力的电视节目时间是10—15小时。⑩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电脑、便携式单放机、游戏机、随身听、口袋书等纯个人化媒介的出现，那些煽情性的媒介产品不再以“新闻”形式而是以“游戏”形式面市。节目制造商的节目销售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是通过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向受众传播，在传受过程中，受众完全没有主动权，而且还要成为媒介手里和广告商讨价还价“人质”，因为害怕被指责为道德失范从而失去这些“人质”，所以大众媒介对节目制造商提供的节目非常谨慎。而个人媒介出现后，节目制造商精心制作的煽情性的媒介产品就可以更直接地和公众见面，有关暴力、色情的节目更容易被接受，对受众尤其是青少年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这已引起了西方国家的重视，不久前，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利伯曼主持草拟了一份“媒体产品销售义务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加强对媒体产品的审查，禁止电影厂商、游戏制造商和影视歌曲销售商针对美国青少年群体制造、推销充斥着色情和暴力的电影、游戏和歌曲。”但这项法案却遭到了有关业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反对的理由是该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原则，其实更为根本的原因是这项法案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除此之外，他们的另外一个说法是，并非我们有意制造这样的节目，而是有人需要这样的节目，我们不过是满足公众的需要而已。而批评者说，正是有了这样的节目，才有了相关的受众。至于先有节目还是先有受众，就象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一样说不清道不明。客观地说，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动的，以往我们更多地关注媒介产品对受众的影响，其实，受众对媒介产品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时代周刊》与CNN不久前做的一次调查表明，31％的人愿意展示他们穿着睡衣的样子，8％的人说他们可以一丝不挂，10％的人说他们为了让电视观众一饱眼福，他们可以享受一下老鼠和昆虫。正是有了这些喜欢“作秀”并对金钱有着巨大贪欲的公众和为数众多的有着偷窥欲望的受众才催生了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非常火爆的“真人电视”。”在这些由真人出演的真实故事中充分展示了人性的弱点，如奸诈、虚伪等等，在研究者批评“真人电视”一味迎合受众的欣赏需求从而降低受众的欣赏水平的时候，我更关注“真人电视”出现的社会动因，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资本”至上的观念使人性“异化”，在这种观念濡染下被异化的个人很轻易的就可以把道德感让渡给人的原始欲望，把责任感让渡给金钱。“真人电视”不过是其表现形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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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正处在媒介的商业化时期，但和西方当年媒介的商业化不同的是，中国目前的媒介类型远比西方当时要丰富，大众传媒，窄播媒介，纯个人媒介几乎都与当今西方同步；这使得中国的煽情化媒介产品已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当年的“黄色新闻”。另外，和西方主流媒体历来奉行的作法不同，中国媒介运营并未完全实行市场化原则，市场化成熟的西方传播界通行的制播分离的机制在中国尚未推行，规模大、水平高的节目制作公司在中国还比较鲜见，媒介产品的制作难以成建制地进行，这使得中国大陆土生土长的煽情性媒介产品尚未形成气候，比较常见的如上个世纪90年代曾风行一时，现在已日渐式微的地方小报和各地一些声讯台等。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可以对中国媒介产品的煽情化倾向对人们道德的负面影响视若无物。首先，文化的全球化使西方的强势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渗透到发展中国家，暴力、色情等煽情化媒介产品以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身份进入到中国，严重地损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其次，在中国，有关方面就媒介产品对妇女、儿童、青少年等“弱势群体”的影响重视不够。一方面，研究这一问题的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数量少，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小，质量不高；另一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相关部门保护“弱势群体”免受媒介产品伤害的意识较差，缺乏类似西方社会媒介产品分级制这样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法律、措施，以至于他们的利益很容易被侵犯。再次，受暴利的诱惑，在中国加工、制作、贩卖这些具有负面影响的媒介产品的活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遍布街头巷尾擅打擦边球的书籍和音像制品出租店和游走天桥、车站出售非法出版物的小贩已是公开的秘密，地下光盘生产线和非法出版机构的规模化发展更让我们不敢轻视，而管

《三种传媒道德问题的跨文化思考(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