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特点与问题

一个阶段：拨乱反正（1978-1984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学研究重新开始，传播学也跃入研究者的视野。由于在基本的认识上将新闻与宣传的概念等同或混淆，新闻学是从讨论“什么是新闻”重新开始的；而对传播学的研究，首先讨论的是以何种批判的眼光看待的问题。因此，第一个阶段尚谈不上“研究”，主要是对“文革”的拨乱反正。1979-1980年间分别在上海、北京、兰州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业界和学界的研讨会。其中1979年3月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出席158人，来自全国一百多个新闻和教学单位，原定会期8天，结果开了15天。在这个阶段，传播学的研究一度由于怀疑它的“资产阶级性质”而停顿。无论如何，这个阶段诞生了建国以来第一本新闻学的专著，也出版了大陆第一本传播学的代表性译著。重要的是，新闻传播学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好的研究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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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学术研究急速转向探讨新闻改革（1985-1989年）。伴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中国的新闻业进入了狂飙突进的发展时期。报业形成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层面、多侧面、多种形式的新的报业体制，电视首次替代报纸成为最大的传媒形态。于是，探讨新闻改革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中国的新闻传播与政治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相当程度上新闻传播是政治的一部分，因而它的自身调整能力需要依靠政治权力的支持而获得发展动力。学界过多地介入其实需要由政界解决的事项，便注定了必须重新回归自身的命运。
第三个阶段：多角度的学术化发展（1992年至今）。经过两年的清查和思想清理运动之后，新闻传播学适应了在中国特色的环境中发展自身，政治上与党中央自觉地保持一致，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思想上也自觉地保持一致，某些研究内容的选择、某些概念的使用，严格遵循上级的指示，以保障社会观念的稳定。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拉开了距离，过去人们的注意力除了政治没有其他，现在，政治家、新闻传播学者、传媒的具体主办者各自有了自己的活动空间，他们之间有较密切的联系，但已经能够大体分清各自的领域，没有必要完全纠缠在一起。因此，新闻传播学学科研究的广度明显加大，并开始向研究的纵深发展。最近的十来年，是新闻传播学发展最为稳定和收获丰厚的年代，尽管同时也存在较多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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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几年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
1、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教学人员在最近数年内稳步完成了新老交替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文革”前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教学的人员陆续退休，八九十年代培养的新闻学博士、硕士陆续接替老一代人，成为高校各主要新闻院系和新闻传播学研究单位新的主体，新一批学科带头人已经走上岗位。老一代人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教学的重新恢复和建设付出了辛劳和智慧，奠定了现在学科发展的基础。新一代的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结构较为合理，已经成为现在新一轮研究成果创作的主体。
当然，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由于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一些优秀的研究、教学人才流向更有经济利益或发展前途的领域，一些较重要的研究领域（或课题）仍然存在人员的新老接替问题。近年各高校普遍地建立新闻传播专业点，有一定质量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在这些新设立的专业点仍显缺乏，及时配套尚需时日。
2、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中国新闻史的整体综合研究取得了学科内公认的完善的成果，这便是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方汉奇主编），1996-1999年陆续出版，共计3600多页。中国新闻史的个案和时段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质量较高的成果。世界新闻史的研究有所进展。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90年代以来取得了较为完善的成果，已出版的数本专著，基本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
世纪之交，各主要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了成套的新闻传播学教材，这些教材注入了较新的材料和思想，基本适应了传媒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世纪新闻教育的需要。新世纪的到来还刺激了对百年新闻传播研究的回顾，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历史性研究著作，其中一些水平较高（例如2001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这对于总结过去，继往开来，无疑是有意义的。
近年传媒科技迅速发展、传媒竞争的日趋激烈，新闻学较多地涉及到应用性的选题，而基础理论的选题因得不到现行课题申报体制的支持和现行成果评估体系的保障，研究力量的投入较少且分散。但已发表的关于新闻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论文，虽然不多，却显示出相对高的水平。
3、传播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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