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跨地区监督”？:以广东报纸的三篇监督性报道为例
。
“打死老虎”没有风险，“打老虎”或“打受伤的老虎”风险很大，是传媒和记者怀着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甘冒风险才能做得出来的。一条由媒体自己发掘披露的重大负面典型的监督性报道，它对社会和传媒本身产生的正面效应，是远远超过那些做表面文章的一般性正面报道，当然也大于那种“打死老虎”的信息发布。
如何看待“跨地区监督”？:以广东报纸的三篇监督性报道为例(第2页)
3． 三篇报道都采取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和立场，并讲究报道策略和批评艺术。
首先，采访和报道要全面、公正和平衡。在现实采访中，舆论监督的对象往往因为事情泄漏，面临曝光危险而恼羞成怒，轻者不接受采访、不予合作，重者则恶言相向甚至围攻、殴打记者。出于避免冲突等原因，一些记者多以不采访的方式避开与被监督对象的正面交锋。但由于不听取被披露者意见，往往会使整个报道不够全面和客观，内容有失偏颇，使监督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会引起新闻纠纷。而本文涉及的三篇报道都对被披露一方进行了采访，并将他们对事件的不同观点和看法表述于报道中，使采访比较全面，使报道公正和平衡。
其次，报道用事实说话，记者不当“裁判”。因为批评报道一旦刊出，不可避免会涉及到被报道者的利益，从而产生顶牛效应，轻则被纠缠不休，重则被告上法庭。所以记者要运用客观手法，用准确的事实说话，不加自己的观点和评价，或者将倾向性寓于客观报道中。那么，被批评者也就无话可说了。如《新快报》对电白舞弊事件的报道就完全是以第三者的口吻记述记者自己的所见所闻，其中既没有议论的成分，也没有渲染的色彩。《南方周末》对湖北体育彩票事件的独家报道仅是忠实地描述了开奖现场的整个过程，而把是非判断留给了读者。《南方周末》对上海交大招生事件的报道也只是将记者所能采访到的人及其说法一一罗列出来。
论文如何看待“跨地区监督”？:以广东报纸的三篇监督性报道为例(第2页)来自
4. 三篇报道所产生的影响较大，所披露出来的问题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处理。
批评报道不是把社会生活中的负面简单地拿到媒体上曝光和亮相，而应侧重于抓住问题的来龙去脉，挖出问题的“根源”，并最终报道出问题的处理结果，使其发挥积极的、有教育意义和震慑作用的良好效果。这样才能显示新闻批评报道的威力，体现舆论监督的真正意义。《新快报》在披露电白舞弊事件过程中，就将此事及时向广东省教育厅、省公安厅及当地县政府、教办、公安局作了反映，使问题很快得到了处理，相关人员也得到了惩处。《南方周末》在披露上海交大招考事件和湖北体育彩票事件之后，根据事态发展过程对它们作了跟踪、连续报道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事件深层次的思考，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
“跨地区监督”存在的原因
1.媒体本地舆论监督难，使媒体将舆论监督重心向异地监督方向发展。
我国实行党管新闻，但媒体的主管部门只是在它们同级政府的管辖区内才能行使新闻管理职责，因此媒体的活动被严格限制在一定的行政区划内。媒体在管理自己、决定自身命运的党政部门面前，处于软弱无力的状况。本来，地方媒体贴近实际、接近群众，舆论监督的信息灵，但就开展批评而言，优势变成了劣势，一些地方的权力机关为了本地、本单位的政绩、形象和声誉不受影响，把舆论监督视为“捅漏子”，并担心会越捅越大，所以对舆论监督总是采取消极和抵触的态度，对揭露当地问题采取抵制的做法。如对上海交大招生事件的报道，上海当地的媒体就收到有关部门的指令，不准报道这一“黑幕”，于是上海的媒体就没有出声；湖北的媒体同样遭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明确禁止，不准当地媒体报道体育彩票事件，只是在此事被外地的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无法再通过禁令“捂盖子”的情况下，湖北的媒体才得允许陆续刊播了简讯式的报道。“别人的报纸我们管不着，自己的报纸还管不住吗？”就是这些抵制监督的权力者的最好表白。这种当地监督难的困境，使媒体监督开始寻求向外地发展的道路。
2. “本地管本地”的地域观念，使新闻主管部门只是注重有关本地的舆论监督报道出不出问题，对“曝远不曝近”则可忍受。于是乎，一些媒体对外省外地的丑事不惜版面，而对本省本地区出现的问题却噤若寒蝉，披露甚少。以《南方周末》为例，它也极少有广东省内的负面报道。当然，更多的地方是，“别的地方的事你也别去监督，你别给我们找麻烦就行。”本地少监督，外地别监督，正是几年来我国舆论监督没有腐败发展快的原因。
3. “人情风”对媒体本地监督的冲击。
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说情风”。地方媒体与外地媒体相比，有着距离近的特点，有关单位、有关当事人的关系与采编人员的人际关系比较直接，如果他们找媒体说情，拉关系 《如何看待“跨地区监督”？:以广东报纸的三篇监督性报道为例(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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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死老虎”没有风险，“打老虎”或“打受伤的老虎”风险很大，是传媒和记者怀着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甘冒风险才能做得出来的。一条由媒体自己发掘披露的重大负面典型的监督性报道，它对社会和传媒本身产生的正面效应，是远远超过那些做表面文章的一般性正面报道，当然也大于那种“打死老虎”的信息发布。
如何看待“跨地区监督”？:以广东报纸的三篇监督性报道为例(第2页)
3． 三篇报道都采取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和立场，并讲究报道策略和批评艺术。
首先，采访和报道要全面、公正和平衡。在现实采访中，舆论监督的对象往往因为事情泄漏，面临曝光危险而恼羞成怒，轻者不接受采访、不予合作，重者则恶言相向甚至围攻、殴打记者。出于避免冲突等原因，一些记者多以不采访的方式避开与被监督对象的正面交锋。但由于不听取被披露者意见，往往会使整个报道不够全面和客观，内容有失偏颇，使监督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会引起新闻纠纷。而本文涉及的三篇报道都对被披露一方进行了采访，并将他们对事件的不同观点和看法表述于报道中，使采访比较全面，使报道公正和平衡。
其次，报道用事实说话，记者不当“裁判”。因为批评报道一旦刊出，不可避免会涉及到被报道者的利益，从而产生顶牛效应，轻则被纠缠不休，重则被告上法庭。所以记者要运用客观手法，用准确的事实说话，不加自己的观点和评价，或者将倾向性寓于客观报道中。那么，被批评者也就无话可说了。如《新快报》对电白舞弊事件的报道就完全是以第三者的口吻记述记者自己的所见所闻，其中既没有议论的成分，也没有渲染的色彩。《南方周末》对湖北体育彩票事件的独家报道仅是忠实地描述了开奖现场的整个过程，而把是非判断留给了读者。《南方周末》对上海交大招生事件的报道也只是将记者所能采访到的人及其说法一一罗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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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篇报道所产生的影响较大，所披露出来的问题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处理。
批评报道不是把社会生活中的负面简单地拿到媒体上曝光和亮相，而应侧重于抓住问题的来龙去脉，挖出问题的“根源”，并最终报道出问题的处理结果，使其发挥积极的、有教育意义和震慑作用的良好效果。这样才能显示新闻批评报道的威力，体现舆论监督的真正意义。《新快报》在披露电白舞弊事件过程中，就将此事及时向广东省教育厅、省公安厅及当地县政府、教办、公安局作了反映，使问题很快得到了处理，相关人员也得到了惩处。《南方周末》在披露上海交大招考事件和湖北体育彩票事件之后，根据事态发展过程对它们作了跟踪、连续报道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事件深层次的思考，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
“跨地区监督”存在的原因
1.媒体本地舆论监督难，使媒体将舆论监督重心向异地监督方向发展。
我国实行党管新闻，但媒体的主管部门只是在它们同级政府的管辖区内才能行使新闻管理职责，因此媒体的活动被严格限制在一定的行政区划内。媒体在管理自己、决定自身命运的党政部门面前，处于软弱无力的状况。本来，地方媒体贴近实际、接近群众，舆论监督的信息灵，但就开展批评而言，优势变成了劣势，一些地方的权力机关为了本地、本单位的政绩、形象和声誉不受影响，把舆论监督视为“捅漏子”，并担心会越捅越大，所以对舆论监督总是采取消极和抵触的态度，对揭露当地问题采取抵制的做法。如对上海交大招生事件的报道，上海当地的媒体就收到有关部门的指令，不准报道这一“黑幕”，于是上海的媒体就没有出声；湖北的媒体同样遭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明确禁止，不准当地媒体报道体育彩票事件，只是在此事被外地的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无法再通过禁令“捂盖子”的情况下，湖北的媒体才得允许陆续刊播了简讯式的报道。“别人的报纸我们管不着，自己的报纸还管不住吗？”就是这些抵制监督的权力者的最好表白。这种当地监督难的困境，使媒体监督开始寻求向外地发展的道路。
2. “本地管本地”的地域观念，使新闻主管部门只是注重有关本地的舆论监督报道出不出问题，对“曝远不曝近”则可忍受。于是乎，一些媒体对外省外地的丑事不惜版面，而对本省本地区出现的问题却噤若寒蝉，披露甚少。以《南方周末》为例，它也极少有广东省内的负面报道。当然，更多的地方是，“别的地方的事你也别去监督，你别给我们找麻烦就行。”本地少监督，外地别监督，正是几年来我国舆论监督没有腐败发展快的原因。
3. “人情风”对媒体本地监督的冲击。
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说情风”。地方媒体与外地媒体相比，有着距离近的特点，有关单位、有关当事人的关系与采编人员的人际关系比较直接，如果他们找媒体说情，拉关系 《如何看待“跨地区监督”？:以广东报纸的三篇监督性报道为例(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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