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跨地区监督”？:以广东报纸的三篇监督性报道为例
，送礼物，请宴席，有时甚至活动高层打招呼，那么当地媒体的监督报道即使不会胎死腹中，也不可能不影响到批评报道的深度。
4. 当地媒体出于自身经济效益的考虑，对有关本地的舆论监督报道往往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在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一些媒体首先考虑的是关乎生存的“经济效益”，而放弃了一些原则，与地方党政部门，有关职能部门，一些实权单位及有实力的企业打交道拉关系，还要争取一些广告客户的支持。特别是地方媒体的广告和发行市场一般都在当地，而它们已经成为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如果应“曝光”的对象恰好是当地媒体的广告客户或发行大户，这些媒体都要三思而后行。如某媒体领导就对部属吩咐，今后凡采写批评报道，一定要事先与自家的广告经营部联系，不能因得罪广告客户，而影响经济收入。可想而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当地舆论监督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如何看待“跨地区监督”？:以广东报纸的三篇监督性报道为例(第3页)
“跨地区监督”的作用
“跨地区监督”是我国舆论监督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它的出现和存在，对我国的舆论监督的实施有着重要的作用：
1．媒体监督可冲破地方保护主义的禁锢，真正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
在西方国家如美日等国，政府不掌握面向国内的新闻传播媒介，对私营企业性质的媒体机构不能发出政策性指令，而是千方百计和新闻界建立起各种联系以施加影响，利用它们传播有利于政府的新闻和舆论，因而西方国家媒体在实施本地批评报道时受制权力的程度比较小。但在我国，由于政府和媒介的上级主管部门在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媒体受权力机关的制约就要大得多。与异地媒体相比，本地媒体更是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如在报道去年的湖南嘉禾高考舞弊事件中，《长沙晚报》的一位采访记者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是作为弱势媒体记者的悲哀。”因为上面打招呼：湖南省内一切媒体立即停止对嘉禾高考舞弊丑闻的一切正面、反面报道，只能采用新华社的稿件，于是湖南媒体派往嘉禾采访的记者纷纷被召回。这位晚报记者所写的一篇长达5000字的详细报道稿件也因此胎死腹中，但是他的稿件随后却被《南方周末》全文刊登。
因此，在我国现行新闻管理体制下，如果本地监督不力，有“跨地区监督”的存在作为有效的辅助，这对打击丑恶腐败现象和行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新快报》的记者不去暗访披露出广东电白县高考舞弊的丑闻，又有谁会知道这种高考制度下的恶行？如果《南方周末》不将湖北体育彩票舞弊的现象暴露出来，其始终处于暗箱操作中，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异地媒体一般不会因顾及事发当地的广告、发行市场而使报道受到限制，受当地“人情风”的干扰程度也不会很大。
地方媒体的广告、发行市场主要在当地，其报道的对象又是身边的人和事，即使它们能不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但也可能要顾及媒体自身的利益问题，因而它们也可能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或曝小不曝大，其报道的客观性、全面性将成问题。相对而言，异地媒体主要的广告、发行市场不在当地，受这种干扰的可能性很小，因而其报道可以较为客观、全面。
由于地缘上的接近性，被采访对象可能对当地媒体的采访有所顾忌，他们担心当地媒体在迫不得已时会不遵守不透露新闻来源的承诺，会将他们曝光，甚至会因此遭到打击报复，于是对事实情况有所保留。相对而言，异地媒体与当地的各种联系要少得多，被批评者可利用的说情渠道要少得多，被采访对象顾忌也就少得多。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地方媒体与地方政府部门的隶属关系，再加上地方媒体的地方人情观念和自身利益关系，的确有不少向当地媒体举报情况的知情人士受到打击报复的现象。因而就有很多的知情人不愿向本地媒体举报情况而宁愿向异地媒体透露事实的例子。
3．一个地方的权力机关对本地媒体的舆论监督报道是很容易控制的，但对于外地媒体就不容易控制，所以它可以捂住当地人之口，但只要有跨地区监督存在，就无法捂住世人之口。异地媒体的报道会形成更大舆论压力，更加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曾经有过这样的现象，刊登有跨地区监督的报道的异地报纸刚到当地，就被神秘“收购”，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跨地区监督”的影响力。本文涉及的三篇舆论监督报道都产生过很大的威力。湖北的媒体最初也是被禁止报道体育彩票事件的，虽然有不少省内观众从电视台的直播现场发现了问题，但事件只能是小范围的不确定地私下流传，如果不是《南方周末》对此事的公开披露形成舆论压力，此事就可能不会很快得到处理。
发展趋势展望
从舆论监督本身的涵义看，广义的舆论监督是指公民通过新闻媒介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众人物的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务的批评、建议（引自王强华，魏永征编《舆论监督与新闻纠纷 《如何看待“跨地区监督”？:以广东报纸的三篇监督性报道为例(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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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地媒体出于自身经济效益的考虑，对有关本地的舆论监督报道往往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在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一些媒体首先考虑的是关乎生存的“经济效益”，而放弃了一些原则，与地方党政部门，有关职能部门，一些实权单位及有实力的企业打交道拉关系，还要争取一些广告客户的支持。特别是地方媒体的广告和发行市场一般都在当地，而它们已经成为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如果应“曝光”的对象恰好是当地媒体的广告客户或发行大户，这些媒体都要三思而后行。如某媒体领导就对部属吩咐，今后凡采写批评报道，一定要事先与自家的广告经营部联系，不能因得罪广告客户，而影响经济收入。可想而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当地舆论监督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如何看待“跨地区监督”？:以广东报纸的三篇监督性报道为例(第3页)
“跨地区监督”的作用
“跨地区监督”是我国舆论监督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它的出现和存在，对我国的舆论监督的实施有着重要的作用：
1．媒体监督可冲破地方保护主义的禁锢，真正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
在西方国家如美日等国，政府不掌握面向国内的新闻传播媒介，对私营企业性质的媒体机构不能发出政策性指令，而是千方百计和新闻界建立起各种联系以施加影响，利用它们传播有利于政府的新闻和舆论，因而西方国家媒体在实施本地批评报道时受制权力的程度比较小。但在我国，由于政府和媒介的上级主管部门在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媒体受权力机关的制约就要大得多。与异地媒体相比，本地媒体更是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如在报道去年的湖南嘉禾高考舞弊事件中，《长沙晚报》的一位采访记者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是作为弱势媒体记者的悲哀。”因为上面打招呼：湖南省内一切媒体立即停止对嘉禾高考舞弊丑闻的一切正面、反面报道，只能采用新华社的稿件，于是湖南媒体派往嘉禾采访的记者纷纷被召回。这位晚报记者所写的一篇长达5000字的详细报道稿件也因此胎死腹中，但是他的稿件随后却被《南方周末》全文刊登。
因此，在我国现行新闻管理体制下，如果本地监督不力，有“跨地区监督”的存在作为有效的辅助，这对打击丑恶腐败现象和行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新快报》的记者不去暗访披露出广东电白县高考舞弊的丑闻，又有谁会知道这种高考制度下的恶行？如果《南方周末》不将湖北体育彩票舞弊的现象暴露出来，其始终处于暗箱操作中，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异地媒体一般不会因顾及事发当地的广告、发行市场而使报道受到限制，受当地“人情风”的干扰程度也不会很大。
地方媒体的广告、发行市场主要在当地，其报道的对象又是身边的人和事，即使它们能不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但也可能要顾及媒体自身的利益问题，因而它们也可能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或曝小不曝大，其报道的客观性、全面性将成问题。相对而言，异地媒体主要的广告、发行市场不在当地，受这种干扰的可能性很小，因而其报道可以较为客观、全面。
由于地缘上的接近性，被采访对象可能对当地媒体的采访有所顾忌，他们担心当地媒体在迫不得已时会不遵守不透露新闻来源的承诺，会将他们曝光，甚至会因此遭到打击报复，于是对事实情况有所保留。相对而言，异地媒体与当地的各种联系要少得多，被批评者可利用的说情渠道要少得多，被采访对象顾忌也就少得多。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地方媒体与地方政府部门的隶属关系，再加上地方媒体的地方人情观念和自身利益关系，的确有不少向当地媒体举报情况的知情人士受到打击报复的现象。因而就有很多的知情人不愿向本地媒体举报情况而宁愿向异地媒体透露事实的例子。
3．一个地方的权力机关对本地媒体的舆论监督报道是很容易控制的，但对于外地媒体就不容易控制，所以它可以捂住当地人之口，但只要有跨地区监督存在，就无法捂住世人之口。异地媒体的报道会形成更大舆论压力，更加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曾经有过这样的现象，刊登有跨地区监督的报道的异地报纸刚到当地，就被神秘“收购”，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跨地区监督”的影响力。本文涉及的三篇舆论监督报道都产生过很大的威力。湖北的媒体最初也是被禁止报道体育彩票事件的，虽然有不少省内观众从电视台的直播现场发现了问题，但事件只能是小范围的不确定地私下流传，如果不是《南方周末》对此事的公开披露形成舆论压力，此事就可能不会很快得到处理。
发展趋势展望
从舆论监督本身的涵义看，广义的舆论监督是指公民通过新闻媒介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众人物的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务的批评、建议（引自王强华，魏永征编《舆论监督与新闻纠纷 《如何看待“跨地区监督”？:以广东报纸的三篇监督性报道为例(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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