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跨地区监督”？:以广东报纸的三篇监督性报道为例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它本无禁区，应是对一切社会不良现象的揭露和报道。那种按行政管辖权来划分舆论监督权的做法，实际上是有悖舆论监督宗旨的。
但结合报纸的行销范围来看，“跨地区监督”这个说法，也还是能够成立的，并且将可能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
即使是在新闻法制比较健全，并一贯以新闻自由为标榜的西方国家，也不乏新闻媒体进行跨地区揭露批评报道的现象。西方国家新闻媒体基于自由独立原则，虽然受政府直接干预控制较少，但它们并非超然世外，它们在行使批评监督职能时，也要受各种社会势力的影响。特别是在广告和发行成了决定它们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时，它们受拥有大企业或大财团的影响相对于我国媒体就要大得多。于是西方国家新闻媒体的揭露批评报道就呈现出这样一个特征：媒体无论大小，它们对于政府官员，甚至总统，似乎都敢进行揭露批评性报道，但对于一些企业和财团的此类报道就远没有那样大胆；特别是地方媒体，它们生存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在当地，就更要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因而揭露批评当地企业和财团的报道甚少，而披露外地的企业法人则顾忌少得多。

   
如何看待“跨地区监督”？:以广东报纸的三篇监督性报道为例(第4页) 　
虽然我国目前存在的“跨地区监督”现象主要根源于我国的新闻管理体制，但随着我国舆论监督法制的健全，政府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直接控制的职能将会逐步减弱，因而这种根源下产生的“跨地区监督”现象可能慢慢消减。只是随着我国媒体企业化经营程度的提高，媒体对广告和发行的依赖程度会加大，这种跨地区批评报道模式只要不人为地压制，在我国将有扩大化的趋势。
在我国媒体集团化发展进程中，媒体的跨地区发展将是一种趋势。这种媒体跨地区的发展，必然有跨地区的报道，这当中当然也包含跨地区的舆论监督报道。从这个角度来看，媒体的“跨地区监督”也是一种趋势。
“跨地区监督”的更高要求
“跨地区监督”应该比本地监督要求更高。
一、对于获得的新闻线索要仔细分析，不能仅仅因为它有意思，读者会有兴趣，就决定采写，还要分析当地的政治、经济形势，如果会因这篇报道对全局形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就应该暂时不写，或者只写内参。
二、对于过分敏感的问题（特别是一时根本解决不了的全局性的棘手问题），暂时也不要去采写。
三、尽最大可能采访被批评者，不但要让人说话，还要让人说够，采写出来的报道要全面、客观、公正、平衡。
四、异地采访对于记者和编辑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异地媒体在获得采访线索难、核实情况难等方面，都很不容易。这就要求媒体派出进行异地采访报道的记者必须有更敏锐的新闻嗅角，更扎实的采访作风，更高的政策水平，更多的法律知识和与报道相关题材的各种知识。编辑在审稿时要慎之又慎，努力发现报道可能存在的疑点和失误。
五、一旦遇到报道出现与当地权威机关发生争议，只要人家没有在事实上掩盖和歪曲，就要乐于发表人家的不同意见。一旦出现报道上的失误，哪怕是局部失实，也敢于在报上更正。

   
如何看待“跨地区监督”？:以广东报纸的三篇监督性报道为例(第4页)

《如何看待“跨地区监督”？:以广东报纸的三篇监督性报道为例(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