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城市台发展中的三大瓶颈性资源

　据最新统计，我国现有播出机构1700个，电视台429家，电视频道2230个，从业人员49.4万人，年节目生产量59万小时，电视观众12亿，电视机拥有量3.7亿台……这一系列数据表明，我国电视业在走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后，已经由一个电视小国发展成一个电视大国。如此辉煌的事业，让每一位电视人都欣喜不已，但欣喜之余，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电视大国并不等于电视强国，在产业化实施的道路上，“僧多粥少”的状态显而易见，行业竞争无疑已进入了“真刀真枪”的格局。
在这种形势下，城市电视台如何参与竞争？如何在竞争中保持优势？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这条竞争链中所处的地位：一面要打破央视和省级上星台的步步为营，一面要防范境外播出机构的虎视眈眈。在自己的体制和机制尚未完全适应市场的条件下，现在，身处无序竞争中的他们必须“披挂上阵”扬长避短积极应战。
就其力量来说，虽然城市台的电视技术设备等硬件资源并不比对手差，但瓶颈性资源的存在将大大地制约了总体资源的使用效率，这就是所谓的“木桶原理”。而充当“木桶短板”的瓶颈性资源不外乎这些方面：封闭的政策资源、低效的组织资源和落后的人力资源。它们不仅是城市台的现实情状，而且也是我国电视媒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症结。如果不能正确面对，不能及时打破或改善这些资源的瓶颈性状况，想要在这场“真刀真枪”的竞争中占得先机，就只能成为一种痴人说梦般的夸夸其谈。

瓶颈之一：封闭的政策资源 模糊的行业定位
城市台大多成立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虽然市场经济的概念在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但电视行业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始终处在改革的最前沿，他们仿佛如雨后的春笋，率先萌动了。随着我国首例电视广告在上海电视台的播出，一条事业单位走企业化经营的路子摆在了人们面前。当时，大多数城市电视台，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都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这场改革的洪流中。但就在他们的钱包渐渐鼓胀的时候，他们也和其他行业的改革者一样感到束手束脚，力不从心。封闭的政策空间、模糊的行业定位，使城市台的改革者们在电视这个精妙的堂奥中想要走得更远谈何容易。
时至今日，随着媒体政策的一步步解冻，城市台在产业化的进程中加速运转起来，但对于困惑已久的他们来说这样的运转速度还是太慢太慢了，受政府的行为牵制和行政阻截还是太多太多了，这正如一位电视台的台长所说“国内电视行业的治理是计划经济的大棒指挥市场经济的大盘”。
不管别人说什么，作为城市台的电视人应该正视现实、审视现实，应该十分清楚地知道：真正进入市场化操作的传媒将不仅仅是政府的舆论机器，而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因此传媒的产业化治理不应局限于以治理结构为基础的内部治理，应该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通过一系列的内部、外部机制共同实施治理，治理的目标不仅是政府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要保证媒体各方面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治理机制属于广义的治理范畴。当前，城市台在全国“大一统”的格局中，产业的经济属性仍然不能凌驾于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之上，政策实用性的匮乏加之政策的不明朗，使城市台的在产权制度化和产业治理方面同样都存在着举棋不定、举步为艰的问题，想要打破坚冰，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首先要确立适应市场机制的政府治理结构，其次才能有效发挥外部治理的作用。说白了就是城市台需要明确自己在变革中的行业定位，逐步走出政府部门行政阻截的阴影，使之放松对传媒产业的政策管制和市场准入的限制，并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消弭多年来行政性垄断导致的不公平竞争。只有这样，才能够理顺产权关系，引入新的体制和机制，建立完善的组织结构，使城市台电视产业化的进程实现最大限度地提速。
瓶颈之二：低效的组织资源 重叠的机构设置
一个组织的结构是否科学，直接影响到组织是否能进行高效的运转和工作。研究过电视行业的人都知道，一直以来电视媒体的机构都是依照广电总局的指导思想设置的，国内各级电视台的组织结构都是大同小异。广电总局将电视从业人员分成宣传、管理和技术三大部分，甚至周到地为各电视台的人员构成提供了参考比例：技术30—35%，宣传50—55%，管理10—20%。
其实，组织作为一个权变的系统，组织结构必须随着战略、规模、技术、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大家清楚，城市台起步大都是筚路蓝缕开启山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技术不断更新换代，发展环境从封闭到开放，战略定位与当时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一直延续下来的组织结构设计显然是不够合理的，虽然每个城市台都可能在此期间进行过几次有针对性的调整，但僵化、繁复、低效、伪科学，甚至“因人设岗”的问题依然存在，这就值得我们深思，而且这种组织结构不仅无法满足媒体全球化的发展要求，还将大大降低了城市台在竞争中取胜的可能性。
（一）多种体制林立，组织框架叠床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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