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再探

英国，有人民对于行政”机关的坚强监督。从1914年以后到十月革命，列宁多次称赞美国人民享有的自由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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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国家，出版自由是通例，违反出版自由则是特例，而在专制俄国，出版不自由是通例。出版自由才是特例。列凝认为，“推翻专职制度应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因为俄国不但与英美有天壤之别，甚至比不上欧洲其国家。他说：“德、法等国的工人阶级除了出版报纸以外。还有许多公开活动的形式和组织运动的方法”，“而我们在取得政治自由之前，则必须用革命的报纸来代替这一切”，这种报纸是“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在沙俄几度短期开放报禁时，布尔什维克党都充分利用昙花一现的自由，出版了若干报纸。
十月革命时，俄国是协约国对德作战的主要国家之一。革命后协约国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国内不断发生白卫军叛乱，苏维埃政权危机四起。在这种特殊背景下，新政权罚没、米雅斯尼科夫1921年建议让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人都享有出版自由时，列宁接连写了两封信予以批评。信中说：“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抢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我们不愿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
列宁的信中还有以下这段被广泛引用的名言：“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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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他文章中，他还以另外两个论据证明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自由的虚伪和危害。一是取缔工人报刊，二是传播和捏造谣言。这些都是当时确凿的事实，是列宁对西方新闻自由持否定态度的重要原因。然而据此认为西方新闻自由就是造谣诽谤的自由，以及这种自由建立在取缔反对派报刊的基础之上，显然有以偏概全、将特例视为通例之嫌，因为上述情形发生在战争时期。而在战时，新闻钳制是通例，就像苏维埃政权不给反对派报刊以自由一样。此外，以英法美为首的协约国出于对俄国退出大战的恼怒和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制造出许许多多的谣言，报界则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应声虫和传声筒。但这不是西方报界的本性，因为在民主化市场社会中，报刊靠造谣为生是不可想象的。此外，我们不应忘记，称赞出版自由的那段话（“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到19世纪在全世界成了伟大的括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见诸列宁致米雅斯尼科夫的第二封信。
论及西方新闻自由的局限性，我们还应提到列宁广为人知的另外一段话。他在1921年3月写道：“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成为富人发财、向富人提供消息和消遣的工具，成为欺骗和愚弄劳动群众的工具。”这开头一句是非常正确的，在列宁的时代，作为报业垄断标志的报团在欧美国家纷纷出现。如果说报纸只为富人所用，正像资本家收买报纸一样，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大致也是符合实情的，但并非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皆然，因为廉价报纸让报纸进入了社会中夏层成员家庭，而独立报业19世纪初在英美等国的崛起标志着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了相对自主的地位。如果说独立报业诞生之前政府曾长期贿赂报刊的话，那么到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则已废止。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生活长达数十年，我们没有发现他们关于社外势力收买英国报纸的记录。因此，今天再用列宁的个别结论来看待西方新闻自由，显然是教条主义式的。
那么怎样认识西方新闻自由的局限性呢？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注意到资本主义制度下新闻自由受制于金钱这一现象。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这样，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而，消灭资本独占，把新闻自由从金钱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是马恩在肯定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地位的基础上提出的高一级的要求。
二、享有出版自由的报刊是社会的“第三种权力”
（一）“第三个因素”和“第三种权力”
马克思在早年提出过“第三个因素”的观点，他说：“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同样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但同时又不是官方的因素……这个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在其他场合，他又提到了人民报刊的概念。在他看来，真正的报刊＝自由报刊＝人民报刊，它们极其忠实地报道人民的呼声，“不通过任何官僚中介，原原本本地把人民的贫困状况反映到御座之前”。
有人认为上述观点是青年马克思的唯心主义观点。可是马克思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然没有改变他关于报纸应该具有独立自主地位的主张。他在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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