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再探

0年发表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对法国政府起草、秩序党修正的新闻出版法作了严厉批判。针对该法规定“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马克思指出：“当报刊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从“第三个因素”到“第三种权力”，马克思关于报刊地位的基本思想不但没有变化，而且还有所强化，这是令人深思的。

   
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再探(第3页) 　
（二）自由报刊与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发展的总进程中考查了人的发展同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了资本大工业生产下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性，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以预见到的现实。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性的交往革命产生以后，迫于生存需要的精神交往和心理需要带来的不自觉的交往，将让位于人的自我实现和精神享受等较高级的交往形式，其结果是马克思所说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人民报刊（自由报刊）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报刊在社会交往中的特殊地位，它与人民大众的关系便不同于一般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它需要依靠人民的普遍信任，也要求自身向人民不断提供新的精神产品。马克思说，新闻出版自由就是通过油墨来向我们的心灵说话，“有了自由的报刊，你们会丧失什么呢？”关于自由报刊与人民精神发展的关系，马克思有这样一段名言：
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自由报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毫无顾虑的忏悔，大家知道，坦白的力量是可以使人得救的。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精神，它可以推销到每一间茅屋，比物质的煤气还便宜。它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新的世界。

与自由报刊相反，在书报检查制度下，报刊以“伪善、怯懦、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为统治者粉饰太平，或为小市民提供一些无聊的谈资，或转移民众对自身苦难的关注。受检查的报刊非但不能促进人的发展，而且既扼杀民族精神，又败坏人民的教养水平。——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它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耽于幻觉，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同样耽于这种幻觉。因此，人民也就有一部分陷入政治迷途，另一部分陷入政治上的不信任，或者说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顾个人的庸人。”
马克思恩格斯重视报刊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但他们并不认为报刊是万能的。无论报刊的影响多少广泛，它毕竟只是一种精神力量，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三）关于“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
中国新闻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同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一样，曰新闻自由是有提出和相对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和绝对的。可是恩格斯却多次使用“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的字眼。他在1888年写的《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回忆说：“……在莱茵地区，我们却享有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我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
1890年，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写道：
我生平曾经有两次荣幸地为报纸撰稿而充分享有一般能开展新闻出版工作所应具备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第一，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第二，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们说话的人第一次是1848年到1849年为《新莱茵报》撰稿。这是革命的时期……
第二次是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这同样是一个革命的时期。
要理解恩格斯“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概念，须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政治自由是补血意义上的自由。它不是在实践中解决哲学问题，而不是用哲学方式解决实践问题。”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是一个政治、法律、社会意义上的概念，不是哲学概念，这里的“自由”不必与“必然”作为一对范畴、“绝对”也不必与“相对”作为一对范畴看待。
第二，恩格斯对（新闻）出版自由作过清晰的界定。他在1844年称出版自由是“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由的意见”。这也就是新闻自由中的表达自由。
那么在普鲁士，恩格斯是怎样享有“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的呢？那都是发生在革命时期的特殊事件，统治者不得不暂时放弃书报检查，或者是报纸采取了“非法”手段。“《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是这种不合法性的体现。对它来说什么必须遵守的帝国宪法，什么帝国刑法典，什么普鲁士邦法统统不管。”这样，我们可以把“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理解为排除了国家干预后实现的、通过报刊充分表达意见的权利。
三、社会主义新

《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再探(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