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访书记

随着修志工作的进行，本省各地来馆查阅历史资料的读者日益增多，他们迫切要求省馆提供更多的图书资料信息，以期所修志书能够经受住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与此同时，提供地方文献信息源的文章也见诸报端、刊物、社会，如：朱端强同志的《流散于国内的云南地方文献述录》、李孝友同志的《云南地方志书录解题》等。 有关史载和后人的研究表明，我省确有不少本省地方历史文献流散在外。为了摸清实情，为我省修志工作者查阅资料提供确切的信息，并为最终得到这些文献进行采访收集，经信函联系后，省图书馆派出两位同志于1990年10月30日至12月14日对江浙沪一些历史悠久的图书馆进行了重点采访。在沿途所经省市的图书馆也进行了图书资源调查，先后在重庆市图书馆、湖北省馆、武汉大学图书馆、江苏省南京图书馆、南京市金陵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无锡市馆、苏州市馆、上海市图书馆、华东师大图书馆、上海师大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浙江省馆、杭州市馆、杭州大学图书馆、宁波市（包玉刚）图书馆、天一阁文物馆计17个馆紧张工作，历时43天。

一、做好资源调查的先期准备工作

赴江浙一带寻访图书，是我馆加强藏书建设的一项重大业务活动，在购书经费匮乏的情况下挤出资金进行摸底调查，我们深知责任的重大。为了减少盲目性，尽可能做到有的放矢，我们从几个方面着手准备。1、请教有关人员，获得有关调查线索，共同商定调查地点。并走访云大、民院图书馆了解情况。2、详细阅读有关文章和书，摘录了近180种流传于省外的云南文献和“未见传世”，“未见传本”的条目。3、准备工具书目。云南省馆编印的《馆藏地方志目录》和《馆藏地方文献目录》收录了绝大部分本省方志和地方文献，随身携带并熟悉这两种书目对采访工作很有帮助。4、逐步了解与云南地方文献有关的人物，活动范围，5、做好云南各地古今地名沿革变化的记录。

二、采访概况

这次外出采访不同于以往的图书收集，只要根据目录订单挑选图书即可。为此我们采用了目录检索与人物专访、一般馆普查与重点馆重点查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力图从各种途径寻求地方文献的来龙去脉。每到一馆，与业务办公室接洽工作后，就与历史文献部或特藏部的同志进行交谈，请其提供情况，接着查阅各种目录，对于“云南”、“滇”、“昆明”、“西南”、“大理”、“南沼”、“木砚斋”、“重振藻”、“檀萃”等字头的书目．除了已知我馆已藏不抄录外，其余都一一进行抄录。已经明确为我馆缺藏的书目，除详细抄录外，还力争提出原书阅看，了解复印价值所需复印费等。通过拜访查阅，基本摸清了我省地方文献流散于这些馆的情况。

重庆市图书馆是我们采访的第一站。该馆古籍图书尚无目录可供检索，且因库房人员正值党员登记学习，所以该馆的目录检索仅限于解放前的近代图书。查到我馆缺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研究室编印的丛书10本；1935年至1937年出版的《滇戏曲谱》1至6册（我馆只有第一册）；1936年石印的《昆明市市政统计》；1935年袁嘉谷签署的《云南军医学校特刊》；1936年铅印的《昆明市教育报告》；吴致采编著，1947年陆军大学版《滇西龙芒遮畹作战之研究》等。

乘船顺流而下湖北省武汉市即去武汉大学采访。与武大图书馆的同志交谈后方知湖北省馆也有大量的古籍图书和近代出版物。湖北省馆目录体系便于检索，所录书目有一套为《西南研究丛书》、有一套为《西南夷务丛书》，可以补充我馆这两套丛书之缺。计有16种近代出版物为我馆缺藏。

结束了湖北省的采访，我们又冒着倾盆大雨乘上了东去的轮船颠簸至南京。南京是我们拟议中的重点采访站，但因一馆分设三处相距甚远，乘换车交通极为不便。查出我馆缺藏的105种近代、古籍图书中，曹立瀛等编著油印的《云南之各行各业》较为齐全，陈一得编著的《云南气象要素之分布》一续、三续、四续，可以使我馆的这套书得以完备。南京馆所藏的云南地方文献一般部头不大，以民国资源委员会调查编纂的概况、报告、简报以及各种市政、财政、赋税、章程、法规居多。其它还有各类工作报告，光绪8年刻印的《滇越沿边交通图》，清道光二年（1822）年刊本的《滇南古金石录》2册等。

座落在古楼中心区的南京大学图书馆，一册16开精装本书目，包括了书名目录与分类目录，大大缩短了我们的查询时间。查到我馆缺藏图书12种，其中有清嘉庆丁卯年筠心阁刊本，刘可大撰《云滇日记五卷》、清道光己酉年裕德堂刊本，黄梦菊撰《滇南事实》，其它有《西南边民土语记音》二十二册抄本、《滇省首义后之和平秘史》、《夷族调查报告》、《百苗图》、《丁已滇川军哄纪录》、《峨马雷屏边务调查》等。

据《云南书目》载，苏州张涛卿庋藏有道光二十九年李杰所修《沾益州志》旧抄本4卷，1920年赵基所修《马关县志》10卷，以及1926年江砺山、刘世勋同纂的《增修马关县志》10卷，这些书皆因当时“传抄未刊”我馆缺藏。因此我们到无锡和苏州时便注意打听张涛卿庋藏书的下落，但两市图书馆均不知张氏其人，也不知其是否藏书家，两馆亦未藏有上述图书。关于“马关县志”因我馆已藏有1933年石印本《续修马关县志）10卷，他们提出在同一时期，或同一时代不大可能出现“作者截然不同的一种县志”，估计是几人同修一志，内容一样，成书后各人传抄，各署己名所致。由此想到在《云南书目》和其它资料中有不少“传抄未刊”的我省县志是否也有这种情况，诸如（康熙）《永昌府志》、（乾隆）《腾越州志》等。一方面馆里已藏有，一方面又“未见传世”，类似情况值得深究探讨。

上海地区的采访，据我馆古籍参考部和云南民院图书馆提供的信息，上海馆藏有（清）巴图鲁王造撰之《云南东川营营制总册》和（明）《云南直隶厅志》。但通过上海馆古籍组的负责同志协助查找，翻遍目录均未发现，随后他们建议我们去上海其它藏书较丰的大学图书馆再查。虽然上海馆的云南古籍文献较少，但有关云南的近代出版物收藏不少，使我们足足抄录了三天。

经复查核实计有130种为我馆缺藏，内容丰富涉及地矿、水利、交通、税制农林植物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为了搞清江丙谦，马洲纂之（乾隆）《昭通府志》是否藏在华东师大，几经转车赶至华东师大却扑了个空。在上海师大查询仍未发现《昭通府志》、无意中却发现了该馆藏有（清）蒲起龙撰《三山老人不是集》，是1936年北京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的铅印本，函装一册，封面题《老人不是集》，书名页题《三山老人不是集》，内容比较庞杂，涉及云贵江浙。该馆还藏有《滇黔土司婚礼记一卷》民国通学斋铅印本，清乾隆15年杜诏绘《滇夷风俗图》1册，（清）彭崧毓撰注，（清）同治刊本《云南风土记事诗》1卷等。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我们又来到复旦大学图书馆寻访《昭通府志》，结果查找的希望又破灭了。作为资源调查我们仍然寻访有关书目，整理出的目录有30种，涉及交通，边疆民族问题。另有（清）外交部印《云南腾越以北地图》，云南地志编辑处的《云南省各县区域全图》等。

近人江苏淮安人童振藻于清末民初在云南做官，后回杭州定居，因杭州是我们采访的重点。据说童离滇赴杭带走了大批云南地方资料，依此线索我们到杭州就特别注意采访童振藻的情况。

浙江省馆的查询令人不尽满意，好在苦苦追索的《云南东川营营制总册》却在这儿发现，纸张完好，且有彩绘插图，与《云南省河流一览表》两书花人民币272元破例让我们影印带回。《云南东川营营制总册》藏上海馆实属误载。在该馆查到有43种文献我馆缺藏。其中有《云南特种植物名实图考》（云南地志编辑处绘，1924），清戴瑞徵编《云南铜志八卷》6册，（清）何绍祺著道光二九年洪金桂校刊本《滇牍偶存》、《滇茶与民生经济价值》等书。

如果说浙江省馆的查询结果令人不尽满意的话，那么在杭州市馆的查询结果则是始料未及的，材料之多，内容之丰富令我们情绪亢奋，无异于深山获宝。杭州馆的古籍书目并不多，乍一看书名目录只有六七箱。一小溜目录柜整齐地排列着分类目录、书名目录、作者目录。我们分别从书名目录、作者目录仔细梳爬，发现云南地方文献占据很大的比重。一个藏书并不多的市图书馆何以会有那么多的云南地方文献，它们是怎么流落于此地的呢？经与古籍部的同志一番交谈中知道童振藻的故友王松泉先生仍健在，个中之谜他可以解开。为此，我们走访了王松泉，了解到童是光绪时考中举人分到云南做官的。他于1931年回到杭州，1939年去世，留下五间藏书作为财产分给其妻及四个子女。以后老大的书流落到上海杭州，老二的书流落到江苏一带，老太和女儿生活无着落，书就渐渐卖与松经楼、环顾斋、松泉阁、建新合作书店。一些卖到王老先生所在的古旧书店的书，文革中转到市馆。家中剩下的五万斤藏书，文革中被抄走，好一些的给了省市图书馆，有二万斤书就作废纸处理。浙江省馆收集的精，部头大，剩下的旧图书全归了市馆，市馆收集的面广。后来落实政策，省馆收藏的几十种较好的书还其女儿童珺带到南京。为了搞清浙江省馆退还给童珺的书到底是什么书，我们先去古籍部查，又去当时的采访人员家中寻问，均无眉目，后来想到落实政策的档案，才抄到一份退书清单，经核对我馆均有入藏。至此对图书的来龙去脉有了了解。

从杭州市馆整理出的目录看，童氏带到杭州而被该馆收藏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