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与政治

科学存在一个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学术精神也必然是中立的。马克思本人如果不是严格的奉行这一原则，其思想也不会被称为科学。其次，学术精神还表现为一种自由思想的结果。如果学者的不能自由的思考问题，学术自然就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了。
我国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今天，诸多问题都被追根到传统体制的问题，包括政治的不民主，经济运行中政府干预过多，政府权利过大，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实现问题，按劳分配与按要素贡献分配的问题，一党专政与政治改革的矛盾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探讨，在学术上必然要对现存的体制进行质疑，但这种学术上的分析，在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氛围中，总是过于敏感，总是牵扯到“政治正确性”的问题。似乎如果要坚持“政治正确性”，就不该对现存体制产生怀疑；或者，只要怀疑现存体制了，就是政治上不正确了。这样一种思维既不利于改革，同样不利于学术研究。但社会科学目前的现状恰恰是既想创新，又想坚持政治上的正确性，所以多数成果都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我们不能批评学者们的这种处理方法，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正如托洛斯基所述：“一个人只有和党在一起并通过党才可能是正确的。”[25]

   
　
曾几何时，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相对论、孟德尔的基因学说、现代社会学和控制论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颓废派的作品。那种本来是正确的说法被颠倒了过来（阶级斗争的时代认为，科学家受其社会地位的限制，往往持有偏见）。正如霍尔瓦特评价的：“奥地利共产党人恩斯特·费希尔的说法是正确的 ：如果真理与一个阶级的利益一致，这个阶级就是进步的。而他的同事们却将其颠倒为：如果一种事物有利于‘进步阶级’，那它就是正确的。”[26] 尽管中国共产党目前已经在理论上提出了“三个代表”，但是在行为上还没有完全同步于这一理论。而且我们也不难发现还有很多没有被兑现的承诺：“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27] 在一种泛政治化的环境中，所有的活动都服从于政治考虑。所谓的“党性”和“革命性”不仅适用于政治学，也适用于科学、艺术、专业技术等一切领域。“大学职位的申请人也必须信奉官方意识形态，承认党的领导地位。仅仅学识渊博、正直诚实还远远不够。”[28] 尽管霍尔瓦特批判的是国家主义，但我们仍然可以隐约的感觉到自己的问题。如他所说：科学曾象特伦托委员会（the council of trent）于1563年决定的那样，是神学的婢女，艺术也是如此。在国家主义，它们成了政治的婢女。

显然，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我们所面临的学术现状是还是不是政治的婢女呢？如果学者的政治立场先于其职业精神，那么我们的学术是理想的吗？如果我们为了保持“政治正确性”而妄言我们的制度是更优越的制度，我们的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党，那么我们如何再去从现实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呢？我想要说的是：斯大林式的国家主义，制造了一个国家和政党的神话，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演化成为一个国家和政党的拜物教。其实质就是宗教在政治领域的复兴。任何人都不得怀疑或是反对永远正确的党和她所领导的国家，因为这不是政治行为，而是道德行为，是犯了道德错误，会被认为是对“神圣”的亵渎。“对个人信仰的公开忏悔一直是家常便饭。”[29]
某种程度上讲，社会主义的信仰被“加尔文化”了，马克思主义自从被当作工人阶级的圣经那天开始，就遭到了这种厄运，尽管马克思本人一再申明，他不是要为未来社会发展提供一个纲领，而只是一种方法，但是对他的著作的“原教旨式的或是加尔文式的”理解到今天，也还没有被破除。这不仅让我想起在美国历史上曾经记载的所谓“震惊世界的审判”（the trial that rocked the world）[30]。我以为我们真的有必要就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进行一次讨论了，学界中流行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是有真假的，但是真的马克思主义却往往不被理解，因为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必然不会单从马克思150年前的著作中为今天的问题寻找答案，他们往往是按照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神进行研究的，但是却被怀疑“政治上不正确”（怀疑的人，我们可以认为他们不知道马克思当时就是一个的不同政见者，如果他对当政者表示了顺从，或倾向于保持‘政治正确性’那么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问世了）。与此相反，那些伪马克思主义者，却因为严格奉行马克思的教义，看上去更加马克思主义了。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任意的篡改马克思的本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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