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与政治

各种标签强行贴在马克思主义之上。这无疑于假马克思主义之名，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
于是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了。非洲政治家裘力斯·尼雷尔就曾这样描述过某些社会主义者的信仰：“在某些社会主义者之间有一种新宗教――社会主义本身的宗教――的倾向。这种宗教通常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成了圣典，其他所有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都要根据这些著作进行评判。当然这种教义并不表现为宗教：它的倡导者经常将宗教贬斥为“人民的鸦片”，他们的信仰是“科学”。然而，这些人的言行都和最僵化的神学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谴责彼此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士们所决定的那些100多年前问世的著作的真实含义。实际上，我们正在迅速地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此，基督教的不同教派关于圣经真实含义的争论比起那些声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阐释者之间的争论是小巫见大巫。”[31] 这也许就是“假作真时真亦假”吧。
作为革命者的先知，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着重号是原来的）[32] 如果我们从学者的职业角度和科学精神来考虑，虽然的现实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我们是否就可以放下学术的指责和科学的精神，对现实中的不公平不合理的问题进行批判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完全可以鉴别谁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国宪法第一条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33] 笔者不明白什么人的何种行为是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是学者对现存体制从学术角度的考问、质疑？还是那些贪污腐败，亏空国家财产却可以换个地方继续作威作福的官僚？是敢于批评现实，敢说真话，敢对当政者质疑的学者？还是那些阿谀奉承、摇尾乞怜，或是嗅觉灵敏地为各种政策“制造”理论的文丐？这些问题都是不需要回答的。但是却做为问题存在着。

   
　
一个没有结论的结语
之所以说，我得分析没有结论，是因为结论早就存在了，不需要我重新下结论。但作为学术论文研究的格式要求，我在这里应该有一个结语。
在人类文明的今天，任何国家的形式在今后都不得不借助于各种学术论说来论证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并使其成员能够接受和理解。这一点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并无差别。甚至在专制主义国家出现以前，国家形态的转化中学术论说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是一个明证。尽管毛主席曾经坦言不要言必称希腊，但是对于古代文明的启蒙作用我们是不该忽视的。中国政治所落入的陷阱是带有国家主义特征的。按照霍尔瓦特的定义：“如果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信奉诸如消灭私人生产性的财产，解放被剥削阶级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但在国家的作用这一至关重要的方面的做了改动，这个社会就是国家主义的。”[34] “在国家主义之下所有主张国家和政党消亡和完全思想自由的思想都被一种相反的意识形态代替了。强大的、集权的、权威的国家成了社会的轴心。所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都集中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组织，这一组织公开宣传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35]
尽管我们不能直接的将中国的政治形态称为国家主义，因为这样既不符合事实，也是政治上不正确的。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做出如下判断：

1、政治权力之所以集中，是因为意识形态在结构上是宗教性的。权力的集中不是出于高压政治的需要，而是出于一种集体性意识的需要，权力之所以巨大是因为这种集体意识发达。[36]
2、政治的宗教化必然导致学术的不自由。任何批判的企图都被认为是严重的政治冒犯，是“企图颠覆社会主义”的死敌的卑鄙行为，冒犯者必将受到惩罚。
3、政治的宗教化让政党扮演了教会的角色，教会不会犯错误，党也永远正确。党员会错，但是党不会错。历史的错误被认为是个人凌驾于党之上。但是从来没有追究到这个组织的原则是否被真正得到坚持和贯彻。
4、国家和政党都不该被神化。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工具性的，不是真正的主体，然而一旦这种“第二性的、人的创造物”获取了主体的地位，会造成对的主体替代和异化。其实质同样是“工具对人的异化”。
5、政治的教育被提升到了一个高于知识的位置，成了衡量人的标准，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这种政治的等级制是一种突破，也将在更大的程度上使个体意识复苏。
6、科学真理与神学真理无关。在神学的领域，真理只有一个：“信仰先于知识” 。而在科学领域，“实事求是”是唯一的真理和标准。
7、政

《学术自由与政治(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