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与政治

邓小平理论甚至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但我们必须承认，改革之前的学术研究不是自由的。
尽管承认这一点对于无数如我的导师胡培兆教授一样的老学者是件痛苦的事情。因为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值得贡献毕生精力的目标，他们都曾经奋斗过，付出过，然而今天存在于我们视野中的“社会主义”却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描述。[4]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学术中，自然科学由于不存在阶级性，基本上仍然是自由的，但是社会科学则由于内生的阶级性，不可避免的一直处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和监督之下，在不自由的发展。但是我们同样不可否认，当时的学术供给和需求是平衡的，因为人们没有对除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学术的需求。那是一个完全沉浸于马克思主义之中的时代，是一个群体意识极端统一于领导意识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群体无意识”的时代。[5] 正如米什莱[6] 所言是一个“人民与一个领袖的心心相印”的时代，政治只是被复兴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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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代的觉醒，最终是由于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破产引起的。在中国和苏联这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一开始就因为国情的差别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列宁通过证明苏联已经存在一个资产阶级，而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取得胜利的理论，选择了城市暴动这一革命形式；而毛泽东则根据中国双半社会的性质，指出在中国不存在一个已经发展了的资产阶级，提出了革命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步骤的理论，最终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使得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革不可避免的到来时，又一次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苏联在抛弃了斯大林式的“国家主义”（霍尔瓦特的称谓）[7] 之后，采取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改革道路，但在改革方式上受西方激进主义思潮影响，采用了萨克斯的激进式“休克疗法”的处方，希望通过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复苏，但基本上，被认为是失败的，原因是最终偏离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的改革则表现的更为慎重，基本方向和前苏联是一样的，也希望通过改革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但在改革的方式上则选择了渐进式的道路。这一点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观察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势头和人民生活水平在改革以来的变化，任何负责任的评价都不会对此给予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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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改革以来，学术研究领域的情况如何呢？应该说，学术界的活跃也是空前的，改革每前进一步都和社会科学的贡献以及理论界的贡献是紧密联系的。比如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和改革开放的过程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贡献是分不开的，比如理论界及时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纠正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错误、经济市场化、股份制改革等重大的理论贡献，都对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实践起过重大的作用。否定转轨阶段理论界的贡献是一种轻浮的，不负责任的评价。但这并不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的供给就是令人满意的。
改革以来学术界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将驱利的心理传播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学术界也同样如此。面对市场的大潮，学术的商业化倾向日益明显，学术供给的有效供给比例并没有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大幅度上升，相反，从改革之初就出现的问题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解决，当然理论和实践的差距也是一个问题，但总体上不难看出这样一种表现：改革的实践总是先于改革的理论，而理论则明显的是在实践之后亦步亦趋的发展的，所谓的理论创新，更多的是对实践的理论化解释。一方面，改革的前进需要更新的理论指导，而这种真正能指导改革实践的理论一直未能出现；另一方面，“学术成果”大批涌现，学术繁荣较大层面的表现了一种虚假繁荣。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科学精神和责任并没有被坚持和贯彻，相反更多的学术成果都只是千篇一律老生常谈，正如我导师所言，可谓“洛阳纸贱”。
但凡从事学术的人都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国内书市中最畅销的学术著作多是国外经典名著的汉译本，国内著作销量相比较少，个别优秀的作品当然不在此列。多数学术成果的选题基本上是按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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