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与政治

家社科发展基金提供的选题进行研究的，自主选题的成果非常少，除了一部分比较有影响的学者有此能力外，多数研究的进行和启动都是在靠课题费救济，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术研究的困难，此外，目前我国政府以外关注学术发展的机构和个人非常少，政府基金之外的可用资源极少，这导致很多有意义的选题只能搁置不谈，而着力从事政府课题的研究。
但凡学术界内部的人都知道，学术界也是有潜规则的。课题的结论如何来下，关系未来课题的申请；研究中要避免踩地雷，或者闯禁区等，否则要被扣帽子，打棍子；研究成果要请业内的元老审阅，不可冒进，乱提新观点等等不一而足。
除此之外，政府课题设置上的重复建设就更是极大的浪费，但是却养活了不少寄生在学术躯体之上的庸才。很多学术供给基本上是为了拿学位、评职称、加工资、或者扬名立万。导师对学生选题进行压制，当然固然是为了学生的“安全和前途”着想，但是未免失去了学术应有的尊严和独立，这种方法无疑是教人一起愚昧，扩大氓民的数量而已。
造成学术研究这种现状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大致有两点：（1）学术研究仍然是不自由的，在较大程度上仍然受制于意识形态；（2）学术研究中的有效供给过低，较多的“学术成果”基本都是应付课题的产品，研究成果的商业化目的非常明显。
学术自由——科学进步的源泉
关于学术研究的自由问题，是个敏感的话题，很多老学者更有体会，象我这样刚刚进入研究领域就妄谈学术自由的人或许有些浅薄，但是我恳请各位原谅我的鲁莽和草率。我所说的问题，本来不是问题，因为所有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这个问题，但是就是没有人说。似乎大家都是成人了，看着皇帝不穿衣服，也要“体面的”“理智的”“礼貌的”“尊敬的”“善意的”说：“这衣服真漂亮”，而只有我是那个懵懂的小孩子，失口说出了真相。但我知道，我是会遭到批评的。因为我破坏了一种气氛，甚至是打破了学术界近20年来已经养成的虚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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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我必须道歉了，否则我可能被逐出这个领域。但是我还是想试一试，想在众多的人再找一个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如果没有，那我情愿被放逐，因为于我那将是更大的幸福，可以免受不自由的折磨。
导致学术不自由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体制和制度。这一点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明显，其原因和来由，我在前文中有过交代这里不在赘述。我认为，对于政党而言，列宁式的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管理的政党本来是有其产生的特定背景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同样要求政党的组织形式及其成员构成发生变化。否则，政党也将是一种无效供给，结果可想而知。对于政党而言，可供选择的手段或者工具主要有两种：一是民主，二是专政。无产阶级政党在方式上明显的存在专政的偏好，这是有历史根源的，不承认和了解这一点，去抱怨不自由是肤浅的。这一结论可以从1920年7月，克鲁鲍特金给列定的信中获取支持。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使党的专政是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工具……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障碍”（着重号是原来的）[8] 。托洛斯基对此也曾有过警告，但是列宁对此没有回应，也没有深刻的理解，他甚至武断的批评克鲁鲍特金说：“他已经太老了，他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的国家，到处都是战斗。而他除了合作运动之外找不到其他什么可以建议的。”[9]

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在落后的俄国和双半社会性质的中国首先成功是先师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曾预料到的，新的革命实践需要与此对应的革命理论，如何在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了，这是符合历史潮流和进步需要的，应该肯定。但是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到今天，在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经历了深刻的教训之后，面临当前的问题和矛盾，提供一种利于实践进步发展的理论就是学术的责任。
然而，应该说社会主义的执政党还没有给我们营造出一个理想的学术环境来。对媒体的控制，对舆论的压制随处可见。尽管，目前执政党已经清醒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通过体制内的改革撕开一个言论自由的口子，但幅度十分有限，这和时代呼唤的理论诞生倾向是相背的。我个人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初期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初生的的制度，将无产阶级政党组建成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革命者的团队”是必要的；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全球化大潮涌动，和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今天，这一组织同样有必要象她自己所提出的那样“与时俱进”。发展的时代需要的执政党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团队”，而不是追求民族解放和独立斗争时代的那种“革命家的团队”。在我国，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意义也正在于此。尽管全党乃至全国上下一再掀起学习这一思想的高潮，但是否真的对此有深刻的理解是令人怀疑的。就我所在的领域而言，我们更加强调执政党作为先进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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