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与政治

，反而被激化了。毛泽东利用了当时的大中学生，后来调动了工人、青年知识分子斗争“走资派”。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就联合起来了。造反派比较复杂。大体是以往受到伤害受过打击的人，主要是文革初被整的人的集合。用今天的标准看，文革初对他们的打击多是不公正的。造反派是政治和社会的边缘的人们，他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冲击政治和社会的当权派。”[13]

尽管执政党一再呼吁学术创新和学术繁荣，但是学界似乎对此一直保持了一种谨慎的态度。不同的声音一直没有出现过。或许正如托洛斯基在被流放时接受了苏共中央赠与的400美元时所说的那样：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专制的政党，不服从就意味着死亡。苏共在斯大林时期的肃反和大清洗，中国在文革中对异己的迫害造成的恐惧，至今也让知识分子们所渴望的学术自由只能羞羞答答的、半遮半掩的流露着。尽管今天这种从肉体上消灭异己的做法已经被抛弃了，但是精神上的压制仍然存在。以至于有人这样戏称：中国的学术研究，说出来的都是不关键的，没有说出来的才是最关键的。言外之意，或许要语言学家去解释了。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自由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内学界逐渐形成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对这两种思潮的划分最初来源于香港，但令人奇怪的是国内两个流派的人都不肯承认自己是属于哪一派的）。但是相互之间明显缺乏些包容，观点上也难以调和，我本人对此的看法可以借用《顾准日记》中的一句话：“……在夺取政权问题上列宁上对的，但是在回答娜拉出走问题上考茨基是对的……”。如果仅限于一个学术问题的对错与否，那么争论应该是平等的，但是显然学术的争论往往被政治权力介入，导致单纯的观点的争论被演化为政治立场的对错，学术的分歧被提升为政治路线的分歧。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中谁的言论空间更大？在我看来，似乎前者更有生存空间。一位《说不》的作者说，我们不能批评中国政府，所以骂美国政府。民族主义和官方提倡的爱国主义毕竟兼容性比较大。对于官方来说，新左派的反帝声音，比自由主义反对专制的声音，要中听得多。而这几年被停刊整顿的刊物，如《东方》、《方法》，主要倾向都是自由主义的，当然不完全是自由主义，还有社会民主主义，包括为中国社会弱势群体说话的民生派。这些刊物之所以失去发言权，说来说去，还不是因为倡导了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呼吁了政治改革？还有《南方周末》，虽然没有停刊整顿，但主编也下台了。
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解，我基本同意韩德强的观点，他在2000年1月国内学术界思想整合的一次讨论会（参加者：杨帆，王小东，张祥平，杨继绳，卢周来，丁冬，张陶伟，韩德强，温铁军，黎明，崔之元，顾海兵，孙宾）中做了这样的发言：“在我看来，自由主义首先是政治自由，特别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的自由。铁链锁不住思想和精神的自由，但却可以锁住政治自由。一些激动人心的自由主义形象都是政治自由，如‘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就塑造了一个思想和政治自由的斗士形象。然而遗憾的是，许多自由主义人士常常把政治自由混同于经济自由。而一些老谋深算的“自由派”则借政治自由的高尚形象来为经济自由张目。事实上，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是相互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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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只是中国思想界的两个分支而已，其实更多的人是保持中立的。我这里谈的是学术的自由，但是不管是学术的自由，还是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自由，其实质该是统一的。即自由必须要扛起“公正”的大旗，如果自由不扛公正的大旗，不注意民生问题，就没有社会动员力，就没有思想魅力，不会在关键时发挥感召力。同样，失却公正的自由将不会成为我们呼吁民主、人权、宪政，呼吁了政治改革的有力武器。
执政党与民众之间信任的不对称
在我写下这一小节的标题时，我发现或许我走得已经很远了，在我前进的路上，已经看不到别人了，但是没有同行的人，不等于没有观众。在中国，现在最最流行的就是fans，多数人对各种新鲜的事物都采取了一种观望的态度，学术研究中也同样如此。一些观点有人顶着政治风险提出了，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有些人则在后来出来争功。说什么这个观点早在什么什么时候他就提过。在学术研究有点“洛阳纸贱”的今天，却是鲜有人去认真核对，但是这对那些做出贡献的人公平吗？有些人反右时说自己是左派，反左时说自己是右派，两派都反他会说自己中立，这种人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已经随处可见了。现在也不希奇。我提出信任不对称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禁区，我不想标榜自己思维的前卫，只是不想阻止思维的进一步延伸。

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建党以来，就以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获取了中国最底层群众的广泛支持，在今天我也同样相信这一点，因为我本人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但这丝毫不能说明，我们的组织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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