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与政治

众之间信任不对称的问题在政党获取政权以前并不明显，有时二者甚至是高度统一的，但在政党获取了政权后，政党更倾向于维持自己的统治权，不同的下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在多党竞争性选举制度下，政党选择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获取最大政治支持，将自己幻化为全民党；而在垄断性的一党制下，执政党更倾向于选择把民主作为一种口号，而通过隐蔽的专政来维持统治。后者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较为明显。
政治上的一党制很容易造成对自由的侵害，在我国这一问题也同样存在。写入宪法的言论自由，由于媒体的政府垄断性控制而无法实现。体制外的竞争性政党的产生并不具有可能性，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严格的说是个历史的产物，并不具有永恒的意义，因此进一步的改革应该从制度内形成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但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似乎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明显是政治上不正确的（参第五节《政治的正确性与学术精神》）。作为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我们又责任公正地看待各种提供选择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在各种主义的支配下用有色眼镜去看待它们。由于改革的这种内生体制性障碍，无法形成竞争性的政党体制，只能在现有体制内寻求出路，即政党应该同等地给予提供支持的民众以信任，正如他们对政党的信任一样，而不是怀疑他们，或是压制他们。

社会主义改革到今天，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至少让人们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选举竞争作为一种制度，发挥着与经济领域的市场竞争同等重要的作用。所不同的是，市场竞争是崇尚消费者主权，但选举竞争中却无法清晰的看到选举者主权。因为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竞争结果不同，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去除卖方控制权，而选举竞争的结果却是产生政权的控制权，这似乎于选举行为的初始愿望相背了。政党对民众的不信任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控制言论，而这其实和工人政党的使命本身就是相背的。霍尔瓦特在批判国家主义时收集了这方面的详细资料：
恩格斯在给特利尔的信（1889年12月18日）中指出：“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的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吗？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消灭言论自由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24页）。同样，他在致左尔格的一封信（1890年8月9日）中说：“党已经太大了，在党内绝对自由的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帝国最大的党的存在不可能不在党内出现许多各种各样的派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5－436页）。此外，他在1891年2月11日给考茨基的信中说：“……另外，还要使人们不要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作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3页）。[17]
显然，今天进入我们视野的无产阶级执政党的行为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初传统是毫无关系的，他们无非是在隐蔽地宣传着卢梭的信条：“只有在完全屈从于集体的意志时，人们才能发现他们的价值”，而在宣传中，却又将这一信条改为：“集体的意志是由党来决定的，党掌握了历史规律，党单独被授权领导劳苦大众奔向美好的未来。”[18]
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向政党授权的民众被理所当然的置于被领导的地位，而政党则理所当然的对民众进行领导和控制，民众对政党的信任被绝对化了，而政党却回避了对民众的信任。
学术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和良知
如果将良知和理论当成两种相互联系的价值，那么，良知无疑具有优先性，因为“如果良知泯灭的话，那么理论的拙劣便会暴露无遗”。没有良知或凌驾于良知之上的理论是虚伪的，“在这里，没有逻辑，只有利益，而理论不过是利益的工具”。[19]
如果说学术可以被作为第二性的客体，工具性地加以利用的话，那么良知则是第一性的，是本体的。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和人的使命》中明确的指出了，学者在社会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见注解1）。然而不是每个肩负这种责任的学者都可以理想的完成这一使命。学术研究的使命是以学者的良知为前提的。正如费希特指出的：“提高整个人类的道德风尚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和最终目标，不仅是整个社会的最终目标，而且也是整个学者在社会中全部工作的最终目标。学者的责任就是永远树立这个最终目标，当他在社会上做一切事情时都要首先想到这个目标。”[20] 但是无疑如果一个人不是善良的人，那么他就无法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我认为没有必要去回答所谓曼德维尔式的命题（即正是私人的恶德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相反一旦人类具有了良知和善意，那么社会的进步就不存在了）对我的结论构成了怎么样的威胁。因为，即使是出于同一种科学态度的探讨，也可能在结论上相互冲突，这是好不奇怪的，正如洛克和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分析结论不同一样。我请求读者注意我所分析的是目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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