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与政治

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这种对本阶级的反叛除了用良知来解释外，再没有其他途径。他们无论对权力还是资本，都以学者的良知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艰难的阻击。虽然在漫长的批判旅程中他们所渴望改变的图景一再推迟，所构想的图景遥遥无期，但是，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批判理论所开创的、影响到了哲学、文化、政治、经济、道德等领域，使任何研究社会哲学、思想史等领域的人都不可能不正视的巨大理论资源已经对他们的努力进行了安慰。这是"学者灵魂的安慰"。[21]
无疑没有良知的学者是可怕的。今天的学者有没有良知呢？我不敢下结论，对此我更倾向于保持中立。到不是不敢开罪于谁（此文已经让一些人不高兴了），问题在于我前面说得学术不自由。政治上对媒体和舆论的控制是改变学术话语的重要原因。政治上不民主的根源我在第二、第三节做过分析，这里不再重复。政治环境的不民主导致学术研究的畸形，一方面，一些有良知和时代责任感的学者在政治夹缝中做着力所能及的探索；另一方面，一些人在学者的名义下进行政治投机，为当政者创造理论，为改革现实中不合理的现象辩护，却打着学术的旗号，实在是对学术的侮辱。就笔者所在的经济学领域而言，目前可以说是鱼龙混杂。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到今天，有一个大家不太留意的奇迹就是：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学家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

我的贡献只是在于“破题”而已，很多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恐怕都心知肚明，就是不讲出口。或许我是有些多嘴了，成了学界的“长舌”。
中国的经济问题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问题，如何解决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生存发展，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学家们面临的一个极有挑战力和诱惑力的大课题。北京有位经济学家断言，21世纪肯定有中国人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谁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无疑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我对此看法不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不应该以诺贝尔奖来衡量，这显然有失偏颇。而且，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可能由某一个人来解决，这是一种误解，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没有摆脱“英雄式的拯救”这种憧憬。当然，从数理的角度看，这种可能性不该排除，但是历史告诉我们结果总是“好心办坏事”。
政治环境的不民主和不自由给学术研究带来的阻力和压力是巨大的。民主改革进程推进的不同阶段，学术的自由程度同样不同。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学术的自由度也存在“领导周期”（这一点可以有两个例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我们还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阶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还在探索中前进；二是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别需要协调的时间，作为执政党必须处理好走社会主义道路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三是在现阶段破除国家的权威是有风险的；四是学术界本身的独立性不强，完全放开容易丧失理论阵地。
在这样的条件下，学术的繁荣只能是有限度的，所谓百花争鸣，百花齐放是不可能的。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是压制学术的重要手段。虽然一方面，执政党主张“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另一方面却又严格的控制媒体和舆论，尽管目前网络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言论的自由空间，但必须承认，这些不同的声音是无法进入主流的，当然也包括本文。
学术环境的不自由，尤其是来自于政治专制的不自由，必然会导致一种结果：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只要在意志上违背了执政者的意图，是要付出成本的，这种成本主要的表现为自由和生命。理论上来讲，社会进步的成本，应该有社会来承担。然而，纵观人类历史，不难发现，即使在资本主义民主被写入宪法后，这一成本也还是被不公正的施加给那些曾经促进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先知们了。被焚烧的布鲁诺，被下狱的达尔文，被砍头的谭嗣同，还有遭受不公正待遇的马寅初等不是直到今天都活在人类的科学史上吗？但在当时却被视为可怕的异端。
今天的中国虽然已经是一个实行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据说这一民主是目前人类历史上最高级的民主形式，但我们并不比今天生活在资本主义之下的人们更自由，这一点，现在已经找不到几个反对我的人了。但是目前社会科学的研究由于其特殊性，仍然是有禁区的。如果踩了雷，闯了禁区，还是要受到处罚的，虽然已经不再使用“革命或是专政”这样的手段了，但是仍然会给予一些党内的或是行政的处罚。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学术的自由发展。多数学者畏于这种“可能的处罚”，只能说些违心的话。这虽然有背科学的态度，但是也出于无奈。
学术研究是没有权威的，坚持科学是学术界唯一的权威，那种屈膝于权利或是匍匐在政治面前的奴才气十足的“学术”，只是对学术本身的玷污。真正的学术必然是批判的，理论是良知的在科学形态上的一种升华，其本质上是批判性的。这一点对于社会科学尤其重要。学

《学术自由与政治(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