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与政治

　笔者的导师，著名经济学家胡培兆教授，日前赠我一本他的新作《有效供给论》，是他关于社会供给问题研究的新成果，著作宏大，给人一种厚重的感觉，正如吾师之为人，厚道、朴实，博大精深，但却平易近人。读老人家的著作，常常给我一种清新明快的感觉，语言平析易懂，完全不似其他学术著作那样，多半给人一种费解甚或不知所云的感觉。以下谈一点读书感想。
引 子
经济学尤其在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将其研究对象界定为资源配置的研究。认为自然界提供给人类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一有限性是相对于人类的无限需求而言的，因此研究供给和需求成了经济学的主题。然而经济学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关于需求的理论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是关于供给的研究则主要的是限于对生产理论的延伸。有效需求对于熟知经济学的人来讲是个平常的概念，但是有效供给却一直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
胡老师关于有效供给的研究是对这一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贡献。供给的产生源于需求，但需求分为有效需求和意愿需求，后者不一定具有可实现性，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实际的购买力。因此由需求导致的供给自然也不一定都是有效供给。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经济现实中出现的矛盾主要集中为两个方面：宏观上表现为资源有限和产品过剩的矛盾；微观上，表现为购买力有限和欲望无限的矛盾。前者暗示了经济供给中的无效供给，后者暗示了人类需求中的无效需求问题。显然如何协调好供给和需求的问题是经济学永恒的一个主题。笔者在此想谈的是关于学术的供给和需求的问题。

学术无效供给的根源
科学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力形式，主要以自然科学的进步为主，其中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样功不可没。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人类进步的文明史，都可以支持这一观点。然而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今天，一方面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和极大繁荣，技术革新导致的产品更新换代极快，自然科学的成果正在逐渐的改变这我们生活的环境，也在大大的提升着人类认识自然界的能力。与此对应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供给和需求并没有向人们预期的那样合理的实现均衡；相反，供给和需求失衡的问题却似乎前所未有的严重。
这一现状或许要归于两个原因：1.学术研究的职业化和专业化；2.自由市场主义的蔓延导致的功利主义复辟。
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和人的使命》中指出：“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在于，高度注视人类社会的一般的实际的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1] “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们是学者，所以他们比任何一个其他的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2]
费希特的命题固然是崇高的，但学术研究是否真的如此呢？不妨然我们看看现实中的社会科学的学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鸿沟，自然就心知肚明了。
看到这里，您也许已经意识到，我在下文中不会再去为目前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歌功颂德，大报喜讯了。我必须声明，只有以一种严肃的、负责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学术界中的问题，才会真正的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所以我是严肃的，我声明本人的立场是中立的，我本人一贯坚持学术与政治和权力的分离以及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即学术研究必须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从中立的立场出发才可能得出一个科学结论。而不是让学术屈从于某种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匍匐与政治和权力之下的“十足的奴才习气”。因此，我不能阻止别人给我戴上意识形态的各种政治帽子（这种可能在今天仍然是存在的），因为人类社会还远没有发展到一个在学术界可以完全消灭――那些被意识形态教化的顽固的政治奴隶式的――“学术警察”，或者可以叫做“学界的狗仔队”的时代。这一点在中国，尤其如此。
但是学术的研究，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
“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价，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都是多年诚实探索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3]
因此，学者特别的承担着这样一个社会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费希特），而且必须肩负起特定社会所赋予的时代使命，因为，我们的使命是光荣的、崇高的、严肃的，历史的也是社会的甚至是世界的。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学术界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赤旗的阵地”，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独立的战争刚刚结束，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了我国革命的理论就被作为整个民族、国家、政党甚至一切行动的指导理论。政治上的一党集权制，经济上的大一统的计划体制，导致了权力等级制和泛意识形态在几乎所有领域的蔓延。社会科学领域由于其特殊的作用，更是如此。尽管我们党一直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学术自由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