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90年代中国电影备忘

后期开始的，电影业在市场压力下逐渐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电影制作机构的增扩，电影出品权的逐渐放开，为电影作为产品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可能性；一直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统购统销、垄断经营的电影发行体制解体，多种机制、多种形式的发行放映模式并存，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制作、发行、放映业的积极性；扩大引进发行外国电影特别是从1994年开始引进世界“大片”，在刺激电影市场的同时也影响到本土电影的制作策略和影片风格；发行业和制片业的相互渗透和参与趋势增加，许多地区和机构已经建立或者正在酝酿建立制作、发行甚至放映的“流水线”联合，如以发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受到地方政府直接和间接支持和保护的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就是其中一种具有国情特点的电影产业模式。应该说，这一切体制上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为90年代中国电影注入了生产力，一方面强化了市场因素对于电影的推动，推出了一些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国产影片，同时也使得电影产品的平均技术质量和艺术质量得到了提高。
但是，电影改革与20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急剧变革的进程相比似乎并没有取得人们预期的成果，不仅电影管理观念和管理体制仍然不适应文化产业化的发展，而且正如一位电影政府主管人士所说，“有人说中国电影企业是整个中国企业界改革最早的行业，但是，改革的进程缓慢，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电影发展的需要。” 中国电影业仍然面临“体制不顺、机制待立、中介梗阻、节目短缺、资金困难、捐税过重、不平等竞争”等问题。直到90年代末，垄断性的计划经济模式仍然在深层上制约电影的发展，公平的、开放的竞争体系的建立远远没有能够实现。电影体制转化的缓慢，不仅造成了发行和放映业的冲突，而且严重地影响到制片业的利益。据有关资料表明，目前在中国，各制片单位的平均销售收入实际只占票房收入的22%，70%的国产影片制作方亏损，如此低的投资回报率必然会影响到电影的投入再生产。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电影制作部门的生产主动性，电影投资和生产的危机在90年代末可以说有增无减。

当然，真正制约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关键还是管理观念和制度的转型。在中国，电影曾经长期被简化地理解为政治宣传手段，被强制性作为政治意识形态载体来管理。进入新时期以后，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的相对独立性和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形式的文化本性，逐渐开始被认识和部分认同，一方面，政府的电影管理观念和政策都作出了某些调整，电影与政治的关系逐渐具有了媒介和文化的相对独立，娱乐性影片和一些非主流影片也具有了一定的存在空间；但另一方面，电影仍然还是被看作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载体，电影活动的空间仍然相当有限。所以，相关政府机构在用经济手段支持代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电影生产的同时，也通过法制化和行政化的方式规范电影生产。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手段，政府有关机构近年来建立了相应的电影管理法规，如电影审查和检查制度、电影许可证制度以及一些临时性的题材和内容上的限制性规定。这些法规，对电影作出了政治和道德上的制约，规定了一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共性，从而将电影纳入了整个社会主流文化的塑造工程之中。但由于这些法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其含义的可再解释性，在某些时候对电影题材、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的限制缺乏可参照性；某些规定和制约也缺乏文化层次，与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文化特性还存在一定距离。结果，不仅使中国大陆电影受到的公共性（政治\政策\道德\传统\习惯）限制比世界其他主要电影生产国家和地区相对严格，而且也比在大陆放映的海外\境外进口影片更为严格，甚至比国内的公共电视的限制都更加严格，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宣泄和疏导潜力，这不仅弱化了电影在竞争激烈的大众文化市场上的占有力而使电影的融资能力、投资能力下降，同时，也使得大陆电影在一定程度上缺乏面对现实的开放性和电影观念、形态和风格上的多样化、层次性。而与此同时，电影管理机构利用政府性的电影基金和其他种种经济手段以及各种行政规划来扶持的主流电影生产虽然完成了一些具有较完整的艺术形态和形成了一定市场回报的影片，但由于各种传统和现实因素的制约，这些计划性的电影生产却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视或者违背电影的生产和创作规律的现象，特别是曾经已经被人们所遗弃的“题材本位”倾向和“概念化”倾向又有所泛滥，前者造成了题材上的单一性、重复性，而后者则造成了电影美学上的平庸性、教化性。电影的指令性行为与艺术性行为、经济性行为之间常常缺乏有机缝合，这使得多数“主旋律”影片在艺术上、在市场上乃至在意识形态教育上都没有获得想象中的传播效果。
电影改革的滞后，直接反映到了电影的创作和生产中。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生产的电影数量平均在100部以上，但从1996年开始，中国的电影产量开始明显减少。一些电影发行放映机构对这种“僧多粥少”、“无米

《世纪之交：90年代中国电影备忘(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