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90年代中国电影备忘

城市作为90年代中国社会演进的中心舞台，在90年代中国电影中得到了更多的映射。除了《安居》等坚持传统写实主义态度的影片以外，一些青年导演坚持要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世界。王小帅的《扁担·姑娘》、张扬的《爱情麻辣烫》、施润玖的《美丽新世界》、张元的《过年回家》等影片都从不同的观察视角透视了90年代中国都市的社会分野和普通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在这些影片中，铺天盖地的豪华汽车、别墅、化妆品、名牌服装的广告，琳琅满目的各种宾馆饭店，灯红酒绿的商场，似乎都在承诺“美丽新世界”的近在咫尺，然而这些幸福生活又几乎总是与许许多多的普通百姓擦肩而过，人们遭遇的是一个充满诱惑而又无法摆脱匮乏、充满欲望而又充满绝望的世界。这些影片体验了转型的迷乱和分裂。
记录主义作为一种极端的现实主义影像风格，在90年代也出现了《找乐》、《民警故事》、《巫山云雨》这样风格化的作品，它们采用高度的纪实手段和丰富的纪实技巧，如长镜头、实景拍摄、非职业化表演、同期录音、散文结构等，“记录”了当下中国边缘人的边缘生活。这些影片借鉴和发展了世界电影史上的纪实传统，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中国大陆第四代导演在80年代巴赞美学影响下的纪实性探索，侯孝贤的电影风格等，以开放性替代了封闭性的叙事，用日常性替代了戏剧性，追求“……最常态的人物，最简单的生活，最朴素的语言，最基本的情感，甚至最老套的故事，但它却要表现主人公有他们的非凡与动人之处；同样，最节约的用光，最老实的布景，最平板的画面，最枯燥的调度，最低调的表演，最原始的剪接方式，最廉价的服装和最容忍的导演态度，却要搞出最新鲜的影像表现……。”这些影片对于中国纪实风格电影的创作积累了艺术经验，也为中国90年代提供了民俗民心的感性描绘。
在90年代，英雄时代的创世回忆、清官良民的盛世故事、善男信女的劝世寓言构成了主旋律电影的主体，喜说戏说的滑稽演义、腥风血雨的暴力奇观构成了中国商业电影的基础，多数国产电影实际上不同程度地回避、甚至有意无意地虚构着我们所实际遭遇的现实，忽视我们遭遇现实时所产生的人文体验，不少影片在美化现实的同时也在美化人性，在简化故事的同时也在简化人生，人文精神在90年代的中国电影中似乎成为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潜台词。但应该说，人文精神在现实主义电影中依然得到了承传，这些影片所体现的平民化的创作态度，充满关怀的人文意识，对人性的理解和关怀，对现实的观察和体验，甚至包括对电影艺术美学潜力的发掘，都成为了这一时期电影文化发展高度的标志。
其实，任何过渡的时代都是艺术的黄金时代。中国正在发生急剧的社会变迁，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都处在不断的变动和调整中，人的命运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都在转型中动荡、变化，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个翻云覆雨的社会动荡中丢失和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现实生活本身提供了比任何戏剧都更加富于戏剧性的素材，也提供了比任何故事都更加具有故事性的传奇，因而，这个时代完全可能出现不同于主流/宣教电影和商业/娱乐电影以外的“第三种电影”，它不是一种宣教方式，也不只是一种制造短暂梦幻想象和心理刺激的娱乐快餐，而是一面现实和心灵之“镜”，来与同样处在转型期的人们共享苦难、迷惘、欣悦和渴望，来理解、面对和解释我们所遭遇的现实，来揭示处在困境和突围中人性的尊卑善恶、人性的伟大渺小。尽管好莱坞依赖于其强势力量，继续将全世界变成美国电影的超级市场，但好莱坞不是唯一的电影，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东方文化历史和承受着浩大的现实磨难的民族来说，好莱坞电影更不可能替代我们对本土现实、本土文化和本土体验的殷切关怀。

   
　
新感觉形态：新生代与青年电影
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一个年轻的电影创作群体就一直蠢蠢欲动，将结束中国电影一个时代的使命放到了自己肩上，试图在“第五代”电影霸权的王国里寻出一条生路。然而，这年轻的一代却一直在母腹中痛苦地躁动，当他们最初试图通过非主流机制的方式获得跨国认同受阻以后，人们甚至以为这个还没有得到命名的年轻的电影群体已经走到了流产边缘，但经过反省和挣扎，这些大多在60年代出身，80年代以后在电影学院、戏剧学院、广播学院等接受正规影视教育的年轻人从9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创作群体，即所谓的中国电影新生代。
新生代是特殊的一代，正如其中一位音乐制作人兼电影人黄燎原所说，“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其历史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大异于当前电子时代出生的‘后辈’，又不同于五十年代红色中国的‘前辈’，他们几乎是在一种挤压似的锻造车间中成长起来的。生而迷网，生而无奈，又生而勇敢，生而团结，在那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他们无知无畏地成了人……六十年代的人赶上了七十年代的样板戏，却没有赶上

《世纪之交：90年代中国电影备忘(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