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90年代中国电影备忘

　导言：20世纪中国，历演了一幕幕惊天动地的历史戏剧。在百年历史上，这最后的10年，也许算不上惊心动魄，似乎也没有出现像千年转折那样的历史里程碑，人们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高速旋转中，不断忘却的同时甚至还来不及产生新的记忆。但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中，每一个环节其实都证明着它存在的合理性，90年代对于中国来说也同样如此。与作为一个旧世纪的终结和一个新世纪的降临相对应，我们正经历着一种社会形态的渐隐和另一种社会机制的渐显，从而形成了鲜明的时代性特点：一方面是转型的冲突、分化、无序，另一方面则是通向共享、整合、有序的努力，这一社会冲突直接形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品格和面貌。在用“中国特色”来搭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桥梁的过渡中，电影在继续用“主旋律”书写来承传主导政治的权威的同时，也在艰难地向文化工业转型。政治文化与文化工业的共生现实，可以说是90年代一幅巨大的天幕，中国电影便在这幅天幕下编织历史，并进退维谷地证明着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由于国际国内传播媒介环境的变化，电影消费者群体的素质和行为习惯的变化，也由于中国电影从观念到体制都还没有能够适应文化的产业化转型，90年代中国电影无论是就其与主流社会文化思潮的联系，或是进入现代消费市场的程度来看，都还没有能够建立起与当代人广泛的生活与精神联系。尽管如此，如果回眸这刚刚度过的10年，除了《孙中山》、《大决战》、《周恩来》、《焦裕禄》、《横空出世》、《生死抉择》等一批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表述的“主旋律”影片以外，《秋菊打官司》、《本命年》、《四十不惑》、《霸王别姬》、《背靠背脸对脸》、《三毛从军记》、《心香》、《找乐》、《鸦片战争》、《长大成人》、《阳光灿烂的日子》等一批影片，无论其人文深度或艺术深度应该说也都显示了中国电影一种生长的力量和渴望。与此同时，一代新电影人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艰难成长，这使人们相信，尽管中国电影作为一种工业已经落在电影发达国家后面，但电影艺术的灵魂还仍然顽强地存在、生长并孕育着希望。

如果说，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后期，意识形态的多元走向、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潮流、文化/艺术的启蒙倾向以及社会/心理的个性化趋势构成了这一阶段的主导特征，那么，从80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发展则逐渐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执政集团通过机制修复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强化加固了政治的一体化体系，另一方面已经形成惯性运作的经济的国际化和市场化，又使市场经济逻辑渗透和影响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政治一体化要求与经济市场化趋势相互缠绕、制约，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协作。这样一种社会/历史状态，加上国际化、全球化格局，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也作为一种“力量”，直接控制、作用、影响着90年代以来的中国电影。90年代中国电影文化正如整个社会文化一样，不可能象80年代文化那样充满异类、喧哗和叛逆，个人主义的、标新立异的、天马行空的现代主义美学形态被后现代工业所整合，电影文化中的先锋性、前卫性、实验性因素被降低到了最低点。同时，由于制作和融资方式的多元化，一些非主流、甚至非常规的电影仍然以一种边缘姿态出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革命与保守、开放与封闭、主流与边缘、恋父与轼父、结构与解构、资本逻辑与艺术精神，都在这种格局中相互冲突、相互利用和相互融合，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政治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夹缝中，出现了以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多种文化、多种价值观念、多种社会立场、多种意识形态体系共生并存的90年代电影状态。
“主旋律”策略：伦理泛情化与国族主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强调，“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要求加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的思想道德建设，提出文学艺术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理想、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这些表述，实际上可以被读解为政府话语对电影“主旋律”的核心阐释。90年代以来，在加强对文化艺术业的总体调控的同时，国家政权特别重视和加强了对电影文化的具体规范。电影规划和生产的“主旋律”化，正面宣传为主，鼓励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淡化海外境外节目，保护国产电影的市场份额，加强对电影剧本的审批，制定电影审查制度等，都是国家政权加强电影调控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90年代的中国电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

《世纪之交：90年代中国电影备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