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动态调整:报道组织研究之三
策划与组织新闻报道的主旨在于对报道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而资源配置在不同的情况下具体的操作方法也往往不同。一般说来,对于可预见的事件性或非事件性新闻报道、重大活动报道以及媒介自己设定的议题报道,策划能够早于事件和活动开始的时间进行,资源的配置成为策划中可以从容安排的一项内容,诸如派多少名记者前往哪些地区、携带哪些设备等,在报道方案中便作为主要内容之一有了明确规划。但对于那些无法预见的突发性事件的报道,由于策划只能在获知报道线索甚至在第一组报道已经播发的情况下才随后展开,报道的资源配置就会先于策划进行应急性的安排。因为对于大量的突发性新闻报道,媒介都要争分夺秒地抢时效,无论报道策划是否已经在做,媒介首先需要派出第一批记者赶赴事发现场,在第一时间将消息传达给受众。对于报道组织者来说,遇到这种情况的机会可能比遇到前一种情况略少一些,但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的挑战显然严峻得多。这就需要研究如何在难以预知并且变化无常的情境下迅速地配置报道资源,并且进行动态性的报道调整。
对于各类型新闻媒介来说,在突发性事件报道中必须抢先派往现场的人力物力是不一样的,报社人员可能是最容易轻装上阵的,他们只要携带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和摄影机就能胜任报道工作。广播电台的记者需要携带现场录音设备,也能够像报社记者一样独立行动。比较麻烦的是电视台记者,他们需要携带的设备比较多、也比较笨重,而且无法独自一人行动,必须以小组为基本单位集体进行采访,因此对交通设备的要求也更高一些。另外,即便同一个媒介,不同的报道选题,对报道人员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对设备装置也有不同需要,这些都是报道组织者必须考虑周全的。有时,对一些偏远地区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报道,要考虑的还不单纯是派出人员和设备的数量、组合问题,交通途径、通讯联络的方法也是必须事先谋划的。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发生时,中国青年报临时派出了一个4人采访小组奔赴现场,后来以一组系列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组织这次报道的编辑后来总结经验时,强调了这样两处细节,一是人员配置,“报社决定抽雷收麦(当时任黑龙江记者站站长)、李伟中、叶研三位记者,外加一位实习生贾永。为什么要抽他们几位,而不是别人?这里就有个编辑对记者的了解程度和判断问题。一名成熟的编辑,他要了解作者(包括记者、通讯员),谁适合干什么,不适合干什么,要一清二楚。大兴安岭火灾这种灾难性报道不同于一般性的报道,它需要记者玩命、不怕苦,采访要深入,思想要有深度,能控制局面,而这几位恰恰具备这种特点。为什么外加一位实习生,这一方面是给实习生一个锻炼的机会,同时也可以给记者们提供一个联络人员。在组织记者过程中,也存在一个合理结构的问题。”这位编辑强调的第二点是安排交通和通讯问题。在报道策划会议召开的第二天,记者出发。“说到记者出发,也许有人以为这与编辑无关。其实,这也是误解。一个好编辑不应只是坐在家里编稿子而已,凡是与所组织的报道有关的事项无论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并提供给记者以尽可能多的支持、帮助。你想一下,大兴安岭火灾已经燃烧了一周多,记者应尽快赶到现场,但去大兴安岭,交通又不便,该怎么办?这就有一个如何使记者行动起来的问题。我们经过多方努力,最后得到了空军司令部的支持,记者坐上空军部队运送紧急灭火物资的飞机,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了现场,保证了采访的时效性。记者去了,接着又有一个通讯问题,稿子怎样才能及时传回来?此前,我们在这方面有过教训:记者到了采访地点,别说传稿子,就是人在哪儿也摸不清。这次去大兴安岭,我们为此搞了几种通讯方式,可惜运行中也出了一些问题。”(注1)中国青年报组织大兴安岭报道时这番经历很生动地说明了在突发性新闻报道中,报道的组织者对报道力量的配置必须合理,对报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困难要有充分的考虑,预先想出对策。
我认为,对报道资源的合理配置主要应考虑这几个方面:
(一)、人力物力配备与报道选题的重要程度、操作难度、运行环境相匹配。比如对报道深度要求较高的选题,所派人员的理论素养、业务水平应相对较高;采访环境如果比较艰苦、复杂,所派人员必须吃苦耐劳、善于应变,所携带的设备也应质量过硬、使用轻便、易于修理;对专业性较强的报道,所派人员和后方编辑都应该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报道经验。
(二)、派出人员和设备装置的组合结构合理、优势互补。重大报道一般需要多名记者协同作战,他们之间应该形成梯队或上下级关系,既听命于坐镇家中的总指挥,又能在情况突发变动时有自己的领导核心。这些派出人员能否彼此信任和了解、能否相互合作,以及他们的能力是否长短互补、能够形成合力,都会影响报道的成败,在选派人员时就在充分考虑这些方面的因素。同样,设备的配置也同样要考虑在数量有限的 《报道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动态调整:报道组织研究之三》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50775.html
对于各类型新闻媒介来说,在突发性事件报道中必须抢先派往现场的人力物力是不一样的,报社人员可能是最容易轻装上阵的,他们只要携带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和摄影机就能胜任报道工作。广播电台的记者需要携带现场录音设备,也能够像报社记者一样独立行动。比较麻烦的是电视台记者,他们需要携带的设备比较多、也比较笨重,而且无法独自一人行动,必须以小组为基本单位集体进行采访,因此对交通设备的要求也更高一些。另外,即便同一个媒介,不同的报道选题,对报道人员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对设备装置也有不同需要,这些都是报道组织者必须考虑周全的。有时,对一些偏远地区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报道,要考虑的还不单纯是派出人员和设备的数量、组合问题,交通途径、通讯联络的方法也是必须事先谋划的。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发生时,中国青年报临时派出了一个4人采访小组奔赴现场,后来以一组系列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组织这次报道的编辑后来总结经验时,强调了这样两处细节,一是人员配置,“报社决定抽雷收麦(当时任黑龙江记者站站长)、李伟中、叶研三位记者,外加一位实习生贾永。为什么要抽他们几位,而不是别人?这里就有个编辑对记者的了解程度和判断问题。一名成熟的编辑,他要了解作者(包括记者、通讯员),谁适合干什么,不适合干什么,要一清二楚。大兴安岭火灾这种灾难性报道不同于一般性的报道,它需要记者玩命、不怕苦,采访要深入,思想要有深度,能控制局面,而这几位恰恰具备这种特点。为什么外加一位实习生,这一方面是给实习生一个锻炼的机会,同时也可以给记者们提供一个联络人员。在组织记者过程中,也存在一个合理结构的问题。”这位编辑强调的第二点是安排交通和通讯问题。在报道策划会议召开的第二天,记者出发。“说到记者出发,也许有人以为这与编辑无关。其实,这也是误解。一个好编辑不应只是坐在家里编稿子而已,凡是与所组织的报道有关的事项无论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并提供给记者以尽可能多的支持、帮助。你想一下,大兴安岭火灾已经燃烧了一周多,记者应尽快赶到现场,但去大兴安岭,交通又不便,该怎么办?这就有一个如何使记者行动起来的问题。我们经过多方努力,最后得到了空军司令部的支持,记者坐上空军部队运送紧急灭火物资的飞机,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了现场,保证了采访的时效性。记者去了,接着又有一个通讯问题,稿子怎样才能及时传回来?此前,我们在这方面有过教训:记者到了采访地点,别说传稿子,就是人在哪儿也摸不清。这次去大兴安岭,我们为此搞了几种通讯方式,可惜运行中也出了一些问题。”(注1)中国青年报组织大兴安岭报道时这番经历很生动地说明了在突发性新闻报道中,报道的组织者对报道力量的配置必须合理,对报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困难要有充分的考虑,预先想出对策。
我认为,对报道资源的合理配置主要应考虑这几个方面:
(一)、人力物力配备与报道选题的重要程度、操作难度、运行环境相匹配。比如对报道深度要求较高的选题,所派人员的理论素养、业务水平应相对较高;采访环境如果比较艰苦、复杂,所派人员必须吃苦耐劳、善于应变,所携带的设备也应质量过硬、使用轻便、易于修理;对专业性较强的报道,所派人员和后方编辑都应该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报道经验。
(二)、派出人员和设备装置的组合结构合理、优势互补。重大报道一般需要多名记者协同作战,他们之间应该形成梯队或上下级关系,既听命于坐镇家中的总指挥,又能在情况突发变动时有自己的领导核心。这些派出人员能否彼此信任和了解、能否相互合作,以及他们的能力是否长短互补、能够形成合力,都会影响报道的成败,在选派人员时就在充分考虑这些方面的因素。同样,设备的配置也同样要考虑在数量有限的 《报道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动态调整:报道组织研究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