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影视时评》自序

　处在世纪、甚至千年的转折点上，也处在中国社会历史的转折点上，同时也处在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全球化背景中，与这样一个纷纭复杂的舞台相联系，中国的影视文化也班驳陆离、意味深长，一方面它受到这样一个历史语境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呈现了这一历史语境，因此，解读当前这一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其实也是解读中国影视文化所遭遇的这一历史语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解读处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的我们自己。也许，正因为这样的一种动机，我又集成了这部自己关于90年代以来中国影视文化批评的第三本小书。
1997年出版的《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1998年出版的《镜像阅读——90年代影视文化随想》主要包括了我1998年以前所写的关于90年代中国影视文化的文字，而现在这本书收集的则是从1998年至今所写的数十篇文章。这些文章或长或短，可以说是对近年来影视文化现象的一种“应急”反映，其中有描述、有阐释，也有分析，有个人体验，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自己对当前影视文化一种批判性的反省。
从90年代初期开始直到现在，我从业余从事影视批评到后来成为了专业的影视文化学者和评论者，其间竟然已经10年，当年比我更早或者同时进入影视批评领域的许多人如今都已经另择高枝或者已经将当年的主业当作副业了，而我至今还依然如故，俨然已经成为乐此不疲的识图老马了。细细想来，这也许是因为自己过分依赖生活惯性，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适合自己所做的事情，也许更是因为我喜欢影视这样一种语言载体，视听合一、时空融合、逼真性与假定性相互依存、艺术感性与思维理性都变成了直观的声像符号，而且，影视艺术由于它将公众仪式、商业消费和审美快感的功能合为一体，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时代风尚、流行趣味都密不可分，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种诱惑，带给我一种品赏、阅读、阐释和介入的乐趣。我想，研究评论影视作品、现象和观念，不仅是自己的一种生活职业，同时也是自己介入生活的一种方式，我通过对影视文化的批评，不仅可以表达自己对于电影电视，对于艺术文化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表达自己对于历史与现实、生命和生活、人性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还能够通过媒介得到传达，产生有限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才能努力地保持对社会的热情，也保持着思想和人格不至于在物欲横流的处境中完全失去独立和真诚。

记得我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师的时候，写了第一篇在报纸上发表的电视剧评论，当时因为觉得写这种“报栏”文章似乎不是一个学者所为，所以用了一个笔名，当我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也很怕同行看到。但是，从内心来说，我愿意通过更大众的媒介表达我自己的思想和看法，就像我喜欢在大教室中给许多学生上课、讲演一样。所以，后来我慢慢说服了自己，一个学者在大学课堂上如果深入浅出地给学生讲课，可能是一个好老师，那么一个学者如果能够在媒介上将自己的学问和思想深入浅出地传达给受众，为什么就应该汗颜呢？知识分子，并不必然只是关在象牙之塔中，传播知识、理想、文明、信仰、价值观念同样是我们的职责。此后，我无论在电视上还是报刊媒介上，都很少再使用笔名，我相信自己行为对于社会和对于自己的正当性，我用自己的方式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当然，由于大众媒介本身有它所遵循的政治经济逻辑，因而这种逻辑常常制约着、歪曲着我们的思想，同时当我们用一种日常的语言表述的时候，思想会受语言的制约，内容受形式的逼迫，很可能会陷入不是我们言说着语言而是语言言说着我们的陷阱，所以，我们需要经常地提醒和反省自己，尽管这样做并不容易，我所能做的就是在精英意识与大众意识之间、在知识分子立场与社会主流立场之间、在学术修辞与媒介修辞之间寻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点而已，而我的批评之长处和短处也大都源于斯。
看看自己所写的这些影视批评，虽然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行文个性，甚至有一种热情和气势，但从文字消费的角度看，似乎还不够激烈、不够剑拔弩张，总体上都显得比较温和，点到即止。这种批评态度也许与自己的某些观念有关。我常常把黑格尔的理念论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立场混在一起，总以为，一方面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另一方面又相信任何存在都具有片面的合理性。所以，在批评中，我所做的则是将批评的对象放到特定的环境中，观察和分析它与特定环境的关系以及它如何介入这个环境。如果这样，批评也许就不只是来自于自以为是的先验真理，而来自于我们所遭遇的这种现实。如果说，别人与我的批评没有共鸣，那首先是因为我们批评的立场不同，更本质上来说，是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不同，而已。
近年来，因为慢慢远离了血气方刚的年龄，也就逐渐不习惯那种自以为是的批评态度和舍我其谁的判断方式，当年自己也曾经心仪的所谓“片面的深刻”已经应该有新一代人来展示了，而我则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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