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与法律民主
，而是“另辟蹊径”，我行我素，这便等于司法者自己“既扮钦差又当皇上”，将立法权和司法权偷偷地共同按在了自己帐下。此等作为，和“书写者”自己书写后再去自己执行，殊途同归，或说同为专制。落在咱们第 49 条上，可以认为，解释者在这条意思上“自作主张”，便等于是断案过程中新立了“另一第 49 条”，这是既司法又立法，叫人不堪忍受。
显然，这层关系预示，要想标榜自己的解释具有“正当性”，则必须证明自己找到了立法原意。而其他任何解释方法，只要不能衔接“立法原意”，自然都是没有“正当性”。
三
然而，能否找到这个原意 ?
回答如果是肯定的，我们的讨论就此应该打住。相反，回答如果是否定的，我们便会摸向费先生的“乡下人和城里人”的解构路标。
可以认为，至少能够搜寻两个理由，表明这个“原意”极为可能无法找到。先说头一个。“原意”，大体是指“原有的意思”、“原有的意图”。此处的“意思”或“意图”，是个心理学的词语，它们在示意个人心里想啥琢磨啥。打这点出发，在和某人对话时，咱们自然可以反复盘问这人说话的“本意”，从而挖出他 ( 她 ) 的心理观念。但是，现代社会的立法机构不是一人，而是一伙人组成的一个实体。讲一伙人想啥可不同于说一个人想啥。此外，人们显然不易像盘问个人一样，追问立法机构的意图。当然，如果一伙人会像一人一样思想行动，倒也未尝不可去讨个“立法机构意图”。问题是，一伙人时常不会像一个人那样众口一辞、“说一不二”。在“书写”法律文字的时候，情形更会如此。立法机构里有起草者、投票者、签署者和公布者，实在难以想象，他们会在法律文字上面像一人一样，“心往一处用，劲往一处使”。更为吃紧的是，对“知假买假”这类事情，立法成员“书写”法律文字 ( 比如第 49 条 ) 时兴许连想都未想过。
再说第二个。法律文字是个“文本”。而对“文本”，有个“主观”的解释。“主观”是说解释者头脑里有自己的“前结构”，“前结构”包括了“知识状态”、“价值偏见”、“叙事立场”……等等。这类前结构，在不同人那里，自然具有不同的品性，从而操纵左右了解释者的解释。对法律文字是这样，对找到的所谓“意图”那玩意儿，同样如此。就第 49 条文字来说，有人可讲，那里边的“意图”就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但啥叫“保护” ? 怎样才算“保护” ? 人们找到的“意图”，也需用文字来表述，而凡是用“文字”来表述的东西，难免遭遇解释者“前结构”的翻弄把玩。于是，假如宣称找到了一个“立法意图”，谁能确保这“意图”是立法者的，而不是解释者自己的 ?
通过这两点理由，当然可以发觉，第一，也许我们时常设想的法律“书写者”在法律文字之中留下意图遗迹这一情形，多半就是“假设”的。因为，殊难证明遗迹的存在。解释者终究面对的是“文字”，而不是“书写者”讲述的“自己的想法”。第二，作为司法者的解释者，天天都会遭遇解释烦恼，这在法律实践中已是人人皆知。在理论上，他可以日日请示“书写者”，问问在“知假买假”上，“书写者”有何心思。可是，真想这般操作，需要无法计量的成本资源，接下来还会耽搁许多需要即时解决的纠纷或困扰。还有，尤为关键的是，日日请示又会神差鬼使地慢慢叫“书写者”既成为“书写者”，又成为“执行者”，这最终又将撮成两权 ( 立法权和司法权 ) 合一的“专制”。所以，在解释法律文字时，自然不能像两人对话那样，其中一人可以不断通过追问去“抓”另一人的说话“原意”。
由此说来，解释一定是解释者自己的份内事儿。而且，做份内事儿时如何鞠躬尽瘁，解释者依然是无法寻觅“立法意图”。寻觅不到“立法意图”，解释的“正当性”永远悬而未决。
再瞧精英话语式的法律解释。通常来说，那种话语，喜欢在“法律文字”的严格意义、相关法律条文、原则或者精神之类的东西之间转来转去。当然，它也喜欢甚至最为乐意在“立法意图”上，究个一二。但是，上述一番解说已经表明，除了追寻“立法意图”之外，其他解释方法都是欠缺一个“正当性”。而“立法意图”，又是一个显露“斯芬克斯之谜”的奇怪精灵。
现在，可以大致断言，在法律解释“正当性”的问题上，并未显出精英话语式的解释是个“智”，而大众话语式的解释是个“愚”。在“知假打假”的案子里，两类法律解释无所谓高低，人们更是没有理由认为，法学精英的套路一准就是体现法律正当性的当家权威。
四
在本文开头，笔者提到了费先生的解构策略。在费先生的笔下，城里人的“懂”与乡下人比来比去，难说前者是“智”，后者是“愚”。而在法律解释的活计中，我们也能发现，人们习惯以为的法学精英式的“知识状态”，也难说是高出大众平民式的“知识状态”一截。如此，人们也就没有理由在“知假打假”那类引起争议的案子里去说：随意、常识、开放而且时常带有情绪化的“百姓的法律解释”，注定是“愚”的，或者错误的。当说百姓家常式的法律解释远离法律的立法原意，故而是“愚”的，也就等于在说，精英专业式的法律解释偏离那原意，因而也是“愚”的。实在来讲，不能认定谁更能贴近立法原意。毕竟谁也无法证明自己才是一个“正宗”。
我们将这里的理路引申。
在《文字下乡》这篇文章中，费先生有点这个意思：如果城里人一准咬定自己是“智”，乡下人是“愚”，那么，在文化上，城里人可能便会强行贩卖自己的知识产品。这个结果，有时是无益的，有时是无理的甚至是霸道的，进一步的结果，还可能破坏了乡下人原有的利益。
在法律解释中，类似的情形可能也会出现。就“知假买假打假”的事件来说，如果认准法学精英式的解释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就是将精英话语的知识产品，强加于了大多数平民百姓。而当那类知识操纵的解释无法证明自己代表了“立法原意”，其更是在法律上，树立了无理的霸权。
还有更为打紧的问题。
我们都在警惕一个东西：不能让少数人统治多
自然，当试图推进法治构建的时候，法学精英应该引导平民大众。谁也不会否认，法学精英可以传播法治知识，带领百姓步入法治天堂。但是，制定出来的法律文字总会出现“解释的困惑”。在“知假买假”那类争议事件中，人们会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来相互张扬、对抗、抑制。此时，法学精英知识的把持者应该反省自己的叙事立场。而位居至关重要的审判席上的“解释者”，更应注意各类解释背后的利益意愿，不应像城里人习惯的那样，手持法学精英的知识，盛气凌人，甚至抛弃丢掉大众平民的真正意愿和利益。
如果还引申的话，那么，我们似乎还可认为在法律解释的活计上，不仅法学精英式的话语释放和大众平民式的话语释放是平等的，有时，我们更应让后者“领导”前者。因为，出现了法律解释，就是出现了“法律争议”，而“法律争议”正像政治争议一样，需要大多数人的“民主解决”。如此，不仅在制定法律文字之前需要“政治民主”，而且，在法律解释之中需要“法律民主”。毕竟，“民主”这一正当性根基，是不能丢掉的。
注释：
(1) 傅霖语，见沈仲纬：《刑统赋疏》。
(2) 费孝通：《乡土中国·文字下乡》，载《民国丛书》 《法律解释与法律民主(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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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层关系预示，要想标榜自己的解释具有“正当性”，则必须证明自己找到了立法原意。而其他任何解释方法，只要不能衔接“立法原意”，自然都是没有“正当性”。
三
然而，能否找到这个原意 ?
回答如果是肯定的，我们的讨论就此应该打住。相反，回答如果是否定的，我们便会摸向费先生的“乡下人和城里人”的解构路标。
可以认为，至少能够搜寻两个理由，表明这个“原意”极为可能无法找到。先说头一个。“原意”，大体是指“原有的意思”、“原有的意图”。此处的“意思”或“意图”，是个心理学的词语，它们在示意个人心里想啥琢磨啥。打这点出发，在和某人对话时，咱们自然可以反复盘问这人说话的“本意”，从而挖出他 ( 她 ) 的心理观念。但是，现代社会的立法机构不是一人，而是一伙人组成的一个实体。讲一伙人想啥可不同于说一个人想啥。此外，人们显然不易像盘问个人一样，追问立法机构的意图。当然，如果一伙人会像一人一样思想行动，倒也未尝不可去讨个“立法机构意图”。问题是，一伙人时常不会像一个人那样众口一辞、“说一不二”。在“书写”法律文字的时候，情形更会如此。立法机构里有起草者、投票者、签署者和公布者，实在难以想象，他们会在法律文字上面像一人一样，“心往一处用，劲往一处使”。更为吃紧的是，对“知假买假”这类事情，立法成员“书写”法律文字 ( 比如第 49 条 ) 时兴许连想都未想过。
再说第二个。法律文字是个“文本”。而对“文本”，有个“主观”的解释。“主观”是说解释者头脑里有自己的“前结构”，“前结构”包括了“知识状态”、“价值偏见”、“叙事立场”……等等。这类前结构，在不同人那里，自然具有不同的品性，从而操纵左右了解释者的解释。对法律文字是这样，对找到的所谓“意图”那玩意儿，同样如此。就第 49 条文字来说，有人可讲，那里边的“意图”就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但啥叫“保护” ? 怎样才算“保护” ? 人们找到的“意图”，也需用文字来表述，而凡是用“文字”来表述的东西，难免遭遇解释者“前结构”的翻弄把玩。于是，假如宣称找到了一个“立法意图”，谁能确保这“意图”是立法者的，而不是解释者自己的 ?
通过这两点理由，当然可以发觉，第一，也许我们时常设想的法律“书写者”在法律文字之中留下意图遗迹这一情形，多半就是“假设”的。因为，殊难证明遗迹的存在。解释者终究面对的是“文字”，而不是“书写者”讲述的“自己的想法”。第二，作为司法者的解释者，天天都会遭遇解释烦恼，这在法律实践中已是人人皆知。在理论上，他可以日日请示“书写者”，问问在“知假买假”上，“书写者”有何心思。可是，真想这般操作，需要无法计量的成本资源，接下来还会耽搁许多需要即时解决的纠纷或困扰。还有，尤为关键的是，日日请示又会神差鬼使地慢慢叫“书写者”既成为“书写者”，又成为“执行者”，这最终又将撮成两权 ( 立法权和司法权 ) 合一的“专制”。所以，在解释法律文字时，自然不能像两人对话那样，其中一人可以不断通过追问去“抓”另一人的说话“原意”。
由此说来，解释一定是解释者自己的份内事儿。而且，做份内事儿时如何鞠躬尽瘁，解释者依然是无法寻觅“立法意图”。寻觅不到“立法意图”，解释的“正当性”永远悬而未决。
再瞧精英话语式的法律解释。通常来说，那种话语，喜欢在“法律文字”的严格意义、相关法律条文、原则或者精神之类的东西之间转来转去。当然，它也喜欢甚至最为乐意在“立法意图”上，究个一二。但是，上述一番解说已经表明，除了追寻“立法意图”之外，其他解释方法都是欠缺一个“正当性”。而“立法意图”，又是一个显露“斯芬克斯之谜”的奇怪精灵。
现在，可以大致断言，在法律解释“正当性”的问题上，并未显出精英话语式的解释是个“智”，而大众话语式的解释是个“愚”。在“知假打假”的案子里，两类法律解释无所谓高低，人们更是没有理由认为，法学精英的套路一准就是体现法律正当性的当家权威。
四
在本文开头，笔者提到了费先生的解构策略。在费先生的笔下，城里人的“懂”与乡下人比来比去，难说前者是“智”，后者是“愚”。而在法律解释的活计中，我们也能发现，人们习惯以为的法学精英式的“知识状态”，也难说是高出大众平民式的“知识状态”一截。如此，人们也就没有理由在“知假打假”那类引起争议的案子里去说：随意、常识、开放而且时常带有情绪化的“百姓的法律解释”，注定是“愚”的，或者错误的。当说百姓家常式的法律解释远离法律的立法原意，故而是“愚”的，也就等于在说，精英专业式的法律解释偏离那原意，因而也是“愚”的。实在来讲，不能认定谁更能贴近立法原意。毕竟谁也无法证明自己才是一个“正宗”。
我们将这里的理路引申。
在《文字下乡》这篇文章中，费先生有点这个意思：如果城里人一准咬定自己是“智”，乡下人是“愚”，那么，在文化上，城里人可能便会强行贩卖自己的知识产品。这个结果，有时是无益的，有时是无理的甚至是霸道的，进一步的结果，还可能破坏了乡下人原有的利益。
在法律解释中，类似的情形可能也会出现。就“知假买假打假”的事件来说，如果认准法学精英式的解释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就是将精英话语的知识产品，强加于了大多数平民百姓。而当那类知识操纵的解释无法证明自己代表了“立法原意”，其更是在法律上，树立了无理的霸权。
还有更为打紧的问题。
我们都在警惕一个东西：不能让少数人统治多
数人，或说叫前者站在后者头上。因为，这是没有理由的而且也是危险的，“专制”正是暗藏其中。人们制定法律，初衷之一就是防止专制，就是尽量避免少数人耀武扬威。起码，在民主社会中，这是一个人们不断念叨的政治理想。现在，在法律解释中，让法学精英式的“知识状态”获得了“领导权”，这是否有点不自觉地将少数人抬上了社会权力的上端 ? 不应忘记，在中国，法学精英式的“知识状态”的拥有者，就像城里人一样，通常是些“少数人”。在“知假买假打假”的争议中，这也是蛮清楚的。如此，在法律解释中，放任法学精英式的“知识状态”，放逐大众平民式的“知识状态”，有时是否等于在前门赶走了专制者，在后门请回了专制者 ?
自然，当试图推进法治构建的时候，法学精英应该引导平民大众。谁也不会否认，法学精英可以传播法治知识，带领百姓步入法治天堂。但是，制定出来的法律文字总会出现“解释的困惑”。在“知假买假”那类争议事件中，人们会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来相互张扬、对抗、抑制。此时，法学精英知识的把持者应该反省自己的叙事立场。而位居至关重要的审判席上的“解释者”，更应注意各类解释背后的利益意愿，不应像城里人习惯的那样，手持法学精英的知识，盛气凌人，甚至抛弃丢掉大众平民的真正意愿和利益。
如果还引申的话，那么，我们似乎还可认为在法律解释的活计上，不仅法学精英式的话语释放和大众平民式的话语释放是平等的，有时，我们更应让后者“领导”前者。因为，出现了法律解释，就是出现了“法律争议”，而“法律争议”正像政治争议一样，需要大多数人的“民主解决”。如此，不仅在制定法律文字之前需要“政治民主”，而且，在法律解释之中需要“法律民主”。毕竟，“民主”这一正当性根基，是不能丢掉的。
注释：
(1) 傅霖语，见沈仲纬：《刑统赋疏》。
(2) 费孝通：《乡土中国·文字下乡》，载《民国丛书》 《法律解释与法律民主(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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