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电视研究的历史回顾与探讨

先于其它新闻类别进入较高层次的研究视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建设――电视经济报道――电视经济新闻研究三者之间共生相辅的关系，也是电视新闻实践需要电视研究加以总结和指导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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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研究的另一特点是，经验性研究占相当比重。从一开始，《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便专门辟出“经验研究”条目与“专论”并列，选载那些直接描述实践和总结经验的文章。尽管年鉴上所列篇目未必完整，许多经验研究文章可能出现在一些不公开出版的内部刊物上，此外什么是经验研究，什么是专论或论文，界限也不明显，大量的文章可能介于经验研究与专论之间的中间地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每期年鉴上经验研究的篇目都要多于或相当于专论，且文章作者大多来自实践第一线，这既表明电视从业者思考问题的仓促，也多少反映出电视实践的丰富多变与电视研究应顾不力之间的反差。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电视研究在缩小与实践差距的同时，也不断从各种新学科新思潮中汲取养料。来自传播学、新闻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文学等众多领域的专家学者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关注、审视、读解电视，取得一批可喜的成果；在电视史学、电视文化学、电视美学等领域实现零的突破（胡智锋，1998）。特别是大众传播学的引入，促使电视研究从传统的传播者重心向观众视角变迁，从传统的“我传你受”向“使用与满足”观念转变，为观众研究的蓬勃开展提供了思路与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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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后，电视业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中加快了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电视传播向新闻领域不断拓展、提升，舆论监督力度骤增，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与此同时，电视研究也进入一个新时期。其特点是，围绕中国电视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调动各种研究资源，开展大规模的学术研讨，特别围绕电视领域引入市场机制问题，展开充分的甚至是十分激烈的讨论。另一方面，电视研究也从分散的、经验和微观层次，开始以兵团作战的方式，向整体、系统和宏观方向推进，陆续推出一批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著作。
1998年，中央电视台在建台40周年之机，推出一套共9本“跨世纪电视丛书”，全面总结了以中央电视台为主体的中国电视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并在浓缩“跨世纪电视丛书”实践精华的基础上，推出了具有理论原创性的《中国电视论纲》。经过二次抽象和升华后的《中国电视论纲》，对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电视事业的关系、中国电视的性质、电视节目的方向、节目形态、体制建设和法制化管理、技术保障、观众反馈、电视队伍和电视理论建设等方面，都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特别对有关电视产业经营问题，进行了审慎而不乏创见的探索；对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陆电视走向，也提出了颇具前瞻性的看法。
北京广播学院在80年代末推出“电视节目制作丛书”系列的基础上，整合和系统梳理各个部分，推出了一部长达230万字的《中国应用电视学》，以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并重，荣获1997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最高学术奖――吴玉章特别奖。今年，在北京广播学院校庆45周年之际，将再次推出一套共20本“电视学系列教程”，总字数约600万字，囊括了有关电视研究的各个分支领域――从电视传播史、电视传播理论、电视传播研究方法直到电视应用操作的一切方面，以规范性、系统性和理论性见长。
如果说编写《中国电视论纲》主要是基于“对中国电视理论发展的不满足，对电视理论远远滞后于电视传播实践的‘落差’的不满足，对轻视理论的短视与浅薄不满足”，力求丰富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理论”（杨伟光，1998），那么“电视学系列教程”则在贴近实践、介入实践的基础上，力求超脱既有的“术”的层面，按照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尝试更深层次的“理”的探讨，建立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来自电视实务界与学术界的这两套丛书，尽管研究视角不尽一致，研究侧重也有不同，不少地方还有待商榷，但它们的推出，仍然表明中国大陆的电视研究已经开始走向成熟。 《中国大陆电视研究的历史回顾与探讨(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