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必须考虑成本

据《青年报》4月7日报道，因不服市环保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上海青浦高维精细化工厂（以下简称高维厂）一纸诉状将市环保局告上法庭。长宁区人民法院近日作出判决，维持市环保局对高维厂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环保局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前便为调查取证花费了20万元；在高维厂不服处罚提起诉讼后，环保局还特别聘请了本市以及外地的专业检测机构，采用多种技术进行现场勘测；为了保全证据，执法人员24小时保护现场。最后，环保局支付的执法成本居然高达60万。而根据市环境保护条例，市环保局最多只能罚高维厂10万元。这样的执法成本实在太高了。
4月9日有时评作者在《新京报》发表评论认为，“执法成本太高”是一个伪问题，环保局作为一个依靠国家税收来运转的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部门，它的运转成本由国家财政负担，罚款不是为了让违法者为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成本埋单，更不是直接作为行政执法部门执法的“报酬”， 执法部门由此支出的应诉成本不能算到被处罚者头上。
从高维厂作为行政相对人的角度上看，当然，环保局作为行政执法部门是依靠国家税收来运转，而不用罚款来为其执法成本埋单，这样的理解并没有错。但是从环保局行政机关的角度讲，执法却是必须考虑成本，因为，环保局既然是依靠国家税收来运转，纳税人的每一分钱都是来之不易，当然会要求行政机关要节约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高效政府”不仅仅是说要行动迅速的高效率的政府，当然也包涵效益最大化的高效益的政府。
让我们从具体语境来评析本案，我们先谈谈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前为调查取证花费的20万元，环保局是否必须要花费20万元来调查取证，我们不得而知。但按照高效原则，我们希望环保局尽可能节约纳税人的每一个铜板，当然如果是必须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也无可非议。但在高维厂不服处罚提起诉讼后，环保局特别聘请有关机构来进行现场勘测明显不妥，因为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如果是为了确保胜诉，可环保局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进行现场勘测得到的证据并不具证据资格，如此增加执法成本纯属浪费纳税人的钱，岂不是荒唐之举吗？所以，我们在此强调效益、成本意识，就是要求执法机关和人员要加强法律意识、程序意识，真正理解其开支的每一分钱是来源于纳税人的观念，尽可能减少开支。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也要提出是否纳税人必须为违法者的违法行为埋单的命题？纳税人纳税所得是为促进公共福利，而为违法者的违法行为与公众期望不符，那么因此而产生的执法成本与诉讼成本是否应当由纳税人来埋单？本案中就涉及为调查取证花费的20万元和执法人员为保全证据而保护现场所花费的成本。笔者认为，这里涉及效益原则与公民权利冲突的问题。为了给予被处罚者正当申辩权和诉讼权，促进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执法成本的必须有必要付出，这也可以说这也是促进公共福利目的其中一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执法成本与诉讼成本应当由纳税人来埋单，执法机关不能转嫁成本。但是，如果违法者为不正当的目的滥诉行为使执法机关增加的执法成本与诉讼成本却不应当由纳税人来埋单，纳税人没有义务为违法者的故意掩饰违法行为的行为埋单，可以考虑由法院判决其承担执法机关为应诉所增加的成本。当然，在实践中界定比较困难，应当从严掌握。
当然，笔者并不是主张所有的执法行为都是必须权衡执法成本。执法首先要考虑法律的正确实施、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维护、公民权利的保障，在此基础上才是应当尽可能地考虑执法成本，因为执法成本毕竟来自纳税人的纳税，节约成本也是减轻民众的负担，更好地促进公共福利。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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