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

比如，一些亚洲人吃狗肉会遭到爱狗的西方人的指责，并得出亚洲人“残忍”的结论，亚洲人反唇相讥道：难道吃牛肉就不残忍吗？这时，西方人就会哑口无言。吃狗肉和牛肉本无高下之分，这里的误读是显而易见的。
2000年岁末，巴黎上演了一出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为题的话剧，遭到了海外华人的强烈抗议，认为题目是侮辱了华人。原作者佛·齐博不得不道歉并连连喊冤，他使用这个名称是出于幽默而并无恶意。他说：“我了解[中国人的]这段历史，这是一段痛苦的历史，但是，这不是中国人的耻辱，而是法国、英国、德国的耻辱，是它们侵略了中国。我丝毫没有羞辱中国的意思，如果说羞辱，我羞辱的是法国。‘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句话涵盖了一段历史，是一个历史现象。我用这句话做标题，完全是出于一种亲中国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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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中文翻译沈志明说，“这句短语对齐博的刺激是很大的，这种用人狗对比、通过语言所表达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使他深受震撼。他要找一些词语，一个突破点来发泄，用反面词汇来表达情感或许是一种方式。说他是文字游戏也好，说是反其道用之也好，总之，他把自己的愤懑、自己的不满都发泄了”。
但是作者和译者的解释并不能使华人谅解，在强烈的抗议下，最后作者还是作了让步。其小说中文版题目改为：《去他的戒律》。(11)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误读的案例。
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的印象停留在18、19世纪的“三寸金莲”，“妻妾成群”“封建、落后、愚昧”等概念上。他们往往以这样的印像来解读当代中国。他们对中国的现代化较少关注，而《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红高粱》等影片却会引起他们较高程度的共鸣。英国张戎写就的《鸿：中国三代女性的故事》之所以在西方引起轰动，一部分原因也是该书讲述了一个古老的中国故事——那些读者心目中的中国故事。以当年的印象来解析现代中国，个中当然也有误读的成分。
法国比较文学学者阿兰·雷认为，文化传统的不同形成了思维方式的不同，由此产生了阅读的困难。因为信息生产者的社会语言学编码和读者、听者的编码系统不同，所以出现了译码的困难。他说：“就是一位现代的中国读者对孔学原著的阅读，或是现代的一位英国人、一位美国人和一位澳大利亚人对莎剧的观看都会提出无数的问题，出现了许多信息的缺失和大量的曲解。” (12)

粗疏也可以造成误读，比如一位一流的西方史学家就曾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误译为：“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13)
1926年，美国报刊研究者威尔评论说：“在整个中国，只有不到三人能写出一篇值得一读的社论……粗陋不堪成为主要特征。” (14)当受到别人质疑时，威尔坦白地说，我的研究是粗疏的。(15)
我们已经提到过，文化差别造成的误读是下意识的，它零碎而无系统，粗疏而不稳定然而，一旦当事人通过交流、对话，与对象达到沟通，较全面地掌握了对象的信息，改进误读是不困难的。
比如，西方式的男女接吻曾经让中国人肉麻甚至认为带有黄色的意味，但随着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熟悉，这一方式被认为是健康的并被中国当代社会欣然接受。
再如，著名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曾经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什么科学，这种误读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偏见基础之上的，后经他的中国学生鲁桂珍长时间地影响和介绍，李约瑟将毕生精力投入了中国古代科学的研究，最后竟写出了《中国古代科技史》。(16)
1995年是中国的“猪年”，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并没有使用猪年生肖的吉祥物，因为中国还有1700多万穆斯林。此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曾播放了一个电视剧，讲到炎黄与蚩尤大战，剧中的蚩尤是一个邪恶的形象，这引起了苗族人的抗议，因为他们认为蚩尤是自己的祖先。中央台只好停播并道歉。这两个例子可以看作是有意识避免消极误读的范例。(17)
第二种情况是有意识的误读（这里说的误读是指一种主体对客体总体认识效果的误差），它与下意识的误读迥异。有意识的误读有系统，有理性，是一种较深的文化沉淀。往往与政治、意识形态相连，（或是出于某种实际需要），往往囿于成见。此种误读一般比较稳定，难于与认知对象沟通和对话，也不易在短期内改进。这是人们要特别小心的一种误读。
在某种意义上，一些美国记者在报道中称中国人1950年“侵略”了西藏、日本教科书将1937年日军对中国的侵略称为“进入”也是一种误读——一种建立在漠视历史和事实的基础上的误读。每每遇到相关场合，他们就会用上述概念来说明和解释问题。目前还看不出美国记者和日本有关人士想通过与中国对话来消解这种误读，其原因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
在1949年至1978年之间，中国有一种家喻户晓的描绘：“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于水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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