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
热之中”，这也是一种对世界形势的有意识的历史性的误读——它不是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敌对上，这种误读有鲜明的功利性和目的性，是为政治服务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 中文“宣传” 与英文的“Propaganda” 被对等地彼此互译，从而引起了相当程度上的紊乱。在英语中，“Propaganda”包含着宣传、推行，但同时也是一个含有“推行某种观念”的贬义词。中文“宣传”则是一个中性词，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泛指传播，即可指传播信息，也可指传播观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方将中国的传媒活动不加区分地一概称为“Propaganda”，这种误读是建立在对中国传媒认识的较系统的认识之上的，虽然它并不精确。
有时以上两种形式的误读会交叉在一起，很难区分开来。
澳大利亚新闻记者对中国曾有严重的误读。在整个50年代中，澳大利亚的媒介充斥中国将要入侵其它国家的耸人听闻的描写——从西藏到朝鲜到东南亚地区。报上不断发表各种传闻——从大屠杀到反政府运动，毛泽东被谋杀的消息至少每年被重复一次。到了60年代，澳大利亚的媒介走得更远，它告诉人们，中国必须对朝鲜战争负责，对亚洲不稳定的局势负责，为“强奸”西藏负责。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挑起了冲突，但澳大利亚传媒却力图使读者相信是中国侵略好战。《悉尼晨锋报》报称中国是“红祸泛滥”，“野蛮的敌人”，“中国是企图控制和征服全亚洲的侵略者”。报纸还登载了将中国人描绘成怪兽的漫画。
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第4页)
后来的事实证明，澳大利亚的报纸为它的读者提供了虚假的信息，是一种误读。《悉尼晨锋报》承认了错误。《世纪报》则公开向读者道歉，它发表声明说：“从1962年9月到12月，本报报道中国无端地侵略了印度。事实证明，我们错了。事实上是印度侵略了中国。” (18)
1980年5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的报道，题目叫“生一个最好”(“One is Best”)，是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的。它在首段提到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一个人口估计：如果从1980年开始每个育龄妇女生3个孩子，那么到21世纪初，中国人口将达到14亿。
在接下来的一段中，记者是这样写的：
“为了避免这种灾难，政府强化了生育控制……”
（To avert such a disaster, the Government has intensified the birth control program, which combines social and party pressure, propaganda, and freely available contraceptives…）(19)
一位黎姓报刊评论家批评该报道不客观、“另有用意”、心怀叵测。(20)指责的契机盖出于对一个词的理解——Disaster （灾难，不幸）。黎指出：
……作者把中国人口的增长现象看作是一种灾祸，并且告诉中国政府之所以厉行节制计划生育计划，就是为了避免人口到2000年增加到14亿，100年后增加到43亿“这样的灾祸”。
黎接着评论道，“中国人口按目前的增长率发展下去是福是祸，要看我们现代化的进展的速度来定。现在片面认为是灾祸是不科学的是主观的，甚至是另有用意的”。(21)
从字面上看这篇报道，Disaster在这里并没有一丝恶意，但有人却看出了“包藏祸心”，这种误读即是文化差异使然，同时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同年，《泰晤士报》记者巴恩斯在“北京随笔”的一篇特写中描绘了美国波士顿芭蕾舞团访华演出的情景，其中提到中国文艺界在十年浩劫中凋零的情况、观众对文艺复苏的渴望以及电视实况转播芭蕾舞团演出时观众争相观看的盛况，随后作者继续道：
“这是一个文化饥饿的中国，人们渴望表演艺术。在所谓的文化革命中，中国的传统艺术横遭浩劫……”（This is a China hungry for culture, avid for the performing acts. During the so called Cultural Revolution terrible thins happened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rts…）(22)
以上报道平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文化饥饿”在语境中并无褒贬，甚至也是当时中国传媒自己承认的事实，但竟被有些读者看出了歹意。一位评论家说：
“‘这是一个文化贫乏的中国，’ 巴恩斯是这样子总结他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的。文化贫乏。我们的祖国是否真正文化贫乏？”
他最后提醒读者：“看外论要独立思考”。他认为巴恩斯是“别有 《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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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的原因， 中文“宣传” 与英文的“Propaganda” 被对等地彼此互译，从而引起了相当程度上的紊乱。在英语中，“Propaganda”包含着宣传、推行，但同时也是一个含有“推行某种观念”的贬义词。中文“宣传”则是一个中性词，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泛指传播，即可指传播信息，也可指传播观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方将中国的传媒活动不加区分地一概称为“Propaganda”，这种误读是建立在对中国传媒认识的较系统的认识之上的，虽然它并不精确。
有时以上两种形式的误读会交叉在一起，很难区分开来。
澳大利亚新闻记者对中国曾有严重的误读。在整个50年代中，澳大利亚的媒介充斥中国将要入侵其它国家的耸人听闻的描写——从西藏到朝鲜到东南亚地区。报上不断发表各种传闻——从大屠杀到反政府运动，毛泽东被谋杀的消息至少每年被重复一次。到了60年代，澳大利亚的媒介走得更远，它告诉人们，中国必须对朝鲜战争负责，对亚洲不稳定的局势负责，为“强奸”西藏负责。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挑起了冲突，但澳大利亚传媒却力图使读者相信是中国侵略好战。《悉尼晨锋报》报称中国是“红祸泛滥”，“野蛮的敌人”，“中国是企图控制和征服全亚洲的侵略者”。报纸还登载了将中国人描绘成怪兽的漫画。
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第4页)
后来的事实证明，澳大利亚的报纸为它的读者提供了虚假的信息，是一种误读。《悉尼晨锋报》承认了错误。《世纪报》则公开向读者道歉，它发表声明说：“从1962年9月到12月，本报报道中国无端地侵略了印度。事实证明，我们错了。事实上是印度侵略了中国。” (18)
1980年5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的报道，题目叫“生一个最好”(“One is Best”)，是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的。它在首段提到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一个人口估计：如果从1980年开始每个育龄妇女生3个孩子，那么到21世纪初，中国人口将达到14亿。
在接下来的一段中，记者是这样写的：
“为了避免这种灾难，政府强化了生育控制……”
（To avert such a disaster, the Government has intensified the birth control program, which combines social and party pressure, propaganda, and freely available contraceptives…）(19)
一位黎姓报刊评论家批评该报道不客观、“另有用意”、心怀叵测。(20)指责的契机盖出于对一个词的理解——Disaster （灾难，不幸）。黎指出：
……作者把中国人口的增长现象看作是一种灾祸，并且告诉中国政府之所以厉行节制计划生育计划，就是为了避免人口到2000年增加到14亿，100年后增加到43亿“这样的灾祸”。
黎接着评论道，“中国人口按目前的增长率发展下去是福是祸，要看我们现代化的进展的速度来定。现在片面认为是灾祸是不科学的是主观的，甚至是另有用意的”。(21)
从字面上看这篇报道，Disaster在这里并没有一丝恶意，但有人却看出了“包藏祸心”，这种误读即是文化差异使然，同时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同年，《泰晤士报》记者巴恩斯在“北京随笔”的一篇特写中描绘了美国波士顿芭蕾舞团访华演出的情景，其中提到中国文艺界在十年浩劫中凋零的情况、观众对文艺复苏的渴望以及电视实况转播芭蕾舞团演出时观众争相观看的盛况，随后作者继续道：
“这是一个文化饥饿的中国，人们渴望表演艺术。在所谓的文化革命中，中国的传统艺术横遭浩劫……”（This is a China hungry for culture, avid for the performing acts. During the so called Cultural Revolution terrible thins happened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rts…）(22)
以上报道平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文化饥饿”在语境中并无褒贬，甚至也是当时中国传媒自己承认的事实，但竟被有些读者看出了歹意。一位评论家说：
“‘这是一个文化贫乏的中国，’ 巴恩斯是这样子总结他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的。文化贫乏。我们的祖国是否真正文化贫乏？”
他最后提醒读者：“看外论要独立思考”。他认为巴恩斯是“别有 《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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