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

用心”的。(23)
看来，因为双方的编码系统不同，所以在信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出现了分歧。
在比较中美首脑1997年互访的双边报道中，王纬、梁虹使用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西方对中国的敌意。其中之一如下：
“ABC 记者Bruce Moor 在威廉斯堡的现场报道中说威廉斯堡历史上是一个争取自由民主的城市，因此江泽民的来访将是一个“滑稽的一刻”（a humorous moment）。紧接此话，电视画面上便出现了江泽民一行抵达威廉斯堡的镜头。对比之间，记者讽刺，挖苦的险恶用意不言而明”。(24)
作为一个具有与东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西方媒体，如何能企盼他和您具有一样的思想呢？
其中的第二个例子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衡量的：
“《新闻周刊》在1997年11月10日的一篇题为《江泽民耳中的噪声》的报道中，对中国新闻界进行了攻击：“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未做任何删节的长达20分钟的白宫报道，但是乐观的评论并未指出两国领导人曾就人权问题作过争辩。主持人只是说中国向来遵守国际人权公约，既未说及（反华）抗议也未提到江泽民的套话使得那些曾经最为卖力的为江访美游说的中国的美国友人感到沮丧。” (25)
这难道真是一种“攻击”吗？
因《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红高粱》等影片深得西方人士赞誉的一些“第五代导演”仍然乐此不疲地拍摄那种反映旧中国文化的电影，会不会是刻意迎合某些西方人士误读中国文化的心理呢？换句话说，他们是不是在寻求信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某种呼应呢？
误读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容易“故意”的。当需要证明自己的理论时，人们常常会削足适履，牵强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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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比较新闻学研究者在做中西新闻对比时首先设定了这样一种理论：
“资产阶级一向标榜新闻工作是自由职业，新闻记者是不受任何政治倾向影响的，是无党无派的，事实上，在资本主义这个商品社会里，对金钱的依附使新闻记者根本做不到不偏不倚…… ” (26)
随后作者又援引马克思的话——资产阶级使一切令人尊敬的职业都成为雇佣劳动者——来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自由。其中的误读是明显的，因为基本的事实是：西方资本主义媒体一直在争论新闻要避免政治影响、避免不客观的报道。至于不偏不倚，西方记者自我标榜的并不多见，多数人将客观报道作为报道的最高准则。接触过西方新闻理论的学者很容易找到大量的有关著作和文献。上述作者漠视了这样一种现实，除了未能身体力行地对西方传媒做过研究以外，有意无意去贬低对方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结论： 误读的危害和对策
误读直接引向误导（Mislead），它歪曲认知对象，加深中西文化彼此之间的鸿沟。比如上面提到的澳大利亚传媒对中国一系列误读的报道就影响了澳洲政府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心。中国和西方的媒体在冷战中互相误读曾导致彼此的关系更加紧张。
如前所述，误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鼓励人们对认知对象做大胆解析的同时，要避免远离真理的误读，其间的探索、反复必不可少、艰辛也是可以想见的，中西文化的沟通和理解需要无数的误读和反误读来完成，惟其如此才能达到双方的相互理解和互补。
就中西比较新闻学来说，目前急需梳理中西之间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要力求全面掌握对方的信息再加以判断。那种以偏盖全、一叶障目、贴标签、打棍子的时代应当彻底结束了。
注释：
(1)有关讨论，见祖慰，“误读，在抽象画中造就的戏剧性”，《跨文化对话》，第4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12-113页。
(2)严绍砀，“欧洲中国学的形成与早期理性主义的中国观”，《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3)见“李陀”，陈燕妮，《美国之后》（下），作家出版社，2000年，365页。
(4)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167-168页。
(5)李世顺，“澳大利亚纸币上的苍蝇”，《大河报》。
(6)张锡昌，“我看法国人”，《读者参考丛书》（37），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184页
(7)明恩浦，《中国人的素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150页。
(8)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31页。
(9)乐黛云，《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页。
(10)有关“妖魔化之争”的情况见张大卫（张威），“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和难题”，《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
(11)有关详情见郑园园，“《禁止华人与狗……》作者为自己辩解：这是大误会！”，《环球时报》2000年11月24日。 《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