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
误读 (Misunderstand)，这里指一种文化在解析另一种文化时出现的错误理解和评估。误读可能是有意也可能是无意的；不同的意识形态、相异的文化背景或粗疏都可以是造成误读的原因。误读的后果为远离事物的本来面目，堕入谬误泥沼，误读在大众传播中的消极性是显而易见的——误报、妄加评估、在新闻报道中的不客观以及对事实的歪曲会加深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避免误读是促进两种文化进行正常交流的必要条件，它要求人们有一种富于理解的心态，详尽地占有事实，准确地进行分析。
第一节 误读是文化交流中的普遍现象
误读在泛泛的意义上是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认知现象，它有积极和消极的一面。从积极方面来说，人们对认知对象的误读有可能是一个激活想象力、创造灵感的过程。比如，没有误读就没有抽象画的产生，因为抽象画中的形象就是现实世界的变形。(1)
儒家文化本是维护福建制度的思想体系，但在欧洲启蒙主义者眼中却成了倡导人道主义反对社学和封建专制的武器。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因误读中国古代政治是“最有人权的制度”而建构起自由平等的君主立宪制；因误读中国儒学是具有崇高理性的“理性宗教”而批判并重建了“神示宗教”。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也对中国文化作过积极误读，以下片段出自他在17世纪出版的《中国近事》：
（中国人）服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子女如何张大，其尊敬两亲犹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在彼等社会，习惯已成自然，无论对于同辈或下级的人，都竭诚以礼。尤其我们惊奇的，中国农夫与婢女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至于中国官吏，更可想而知，彼此非常客气。彼等谈话间，从不侮辱别人，亦不得其愤怒、憎恶、激忿之情现于辞色。(2)
这种积极误读善则善矣，但毕竟离事实远隔十万八千里。
这里集中讨论误读的消极一面，即上面所说过的，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曲解而造成的消极后果。在展开探讨之前还要廓清一个问题，即：确定何为误读本身就是主观的过程，比如“情人眼里出西施”是指每个人心中的美感不一样，甲认为不美的女人乙可能会觉得很漂亮，这之间有个误读问题，但要确定谁在误读就一定要有一个比较的坐标（Coordinates）。本文是以假设有一个比较公允的客观标准衡量为前提来考虑误读的。
在异文化之间，有大量的概念是彼此同义的，比如在英文和中文中：Table = 桌子， Weather = 天气，计算机= Computer。这些概念在互译时一般不会造成歧义。但有些概念，因为特定的内涵，异文化接受者翻译的不准确就会产生误读，比如：“Black tea”是红茶而不能译为“黑茶”，“Blue blood”不是“蓝血”而指贵族，“Milk”是牛奶， 但“Milky way”不是“牛奶路”而是“银河”。如果望文生义就大错特错，离题万里了。但这种情况还不是主要的威胁，一旦知道了某个异文化概念的确切含义，完全沟通是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那种貌合神离的现象——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一致，这是引起中西之间文化交流歧义的主要症结，形式上相似而内容的不对应引起了误读。比如Professor 虽然等于“教授”，但它们之间的内涵（或含金量）是不一样的。在英联邦国家的大学里，一般一个系只设一个Professor， 其社会地位极高；在中国，“教授”并不限量，二者之间是不等值的。中国的教授很难在英联邦国家直接当教授主要也不是语言上的原因。再如“作家”在中国是极受推崇的，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作者”是不同的概念，但在英语国家，“作家”和“作者”经常共用一个概念“Writer”, 其中并没有什么区别，作家的待遇也很平常，一般的作家甚至经常与贫穷联系在一起，“We have a lot of starving writers！”一位去伦敦攻读社会学的中国学生被当地的朋友不断警告道。“Intellectual” 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也是不稳定的。美国大学中的许多教授认为法国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一种持自由的立场、随时对政治、经济、文化、政府提出批评性、否定性意见的学者”才是该词真正的内涵。(3)这和中国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又是多么的遥远。汉语中的“自由主义”与Liberalism决不是同一关系，一般来说，前者指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后者则指一种符合人性的、开明的政治、哲学态度或历史思潮。
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的美国安乃特·鲁宾斯坦博士对中国学生将英文中的 Ambitious理解为“野心勃勃”而困惑不已。她发现，中国学生在理解Ambitious时将ambitious and gre 《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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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误读是文化交流中的普遍现象
误读在泛泛的意义上是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认知现象，它有积极和消极的一面。从积极方面来说，人们对认知对象的误读有可能是一个激活想象力、创造灵感的过程。比如，没有误读就没有抽象画的产生，因为抽象画中的形象就是现实世界的变形。(1)
儒家文化本是维护福建制度的思想体系，但在欧洲启蒙主义者眼中却成了倡导人道主义反对社学和封建专制的武器。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因误读中国古代政治是“最有人权的制度”而建构起自由平等的君主立宪制；因误读中国儒学是具有崇高理性的“理性宗教”而批判并重建了“神示宗教”。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也对中国文化作过积极误读，以下片段出自他在17世纪出版的《中国近事》：
（中国人）服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子女如何张大，其尊敬两亲犹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在彼等社会，习惯已成自然，无论对于同辈或下级的人，都竭诚以礼。尤其我们惊奇的，中国农夫与婢女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至于中国官吏，更可想而知，彼此非常客气。彼等谈话间，从不侮辱别人，亦不得其愤怒、憎恶、激忿之情现于辞色。(2)
这种积极误读善则善矣，但毕竟离事实远隔十万八千里。
这里集中讨论误读的消极一面，即上面所说过的，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曲解而造成的消极后果。在展开探讨之前还要廓清一个问题，即：确定何为误读本身就是主观的过程，比如“情人眼里出西施”是指每个人心中的美感不一样，甲认为不美的女人乙可能会觉得很漂亮，这之间有个误读问题，但要确定谁在误读就一定要有一个比较的坐标（Coordinates）。本文是以假设有一个比较公允的客观标准衡量为前提来考虑误读的。
在异文化之间，有大量的概念是彼此同义的，比如在英文和中文中：Table = 桌子， Weather = 天气，计算机= Computer。这些概念在互译时一般不会造成歧义。但有些概念，因为特定的内涵，异文化接受者翻译的不准确就会产生误读，比如：“Black tea”是红茶而不能译为“黑茶”，“Blue blood”不是“蓝血”而指贵族，“Milk”是牛奶， 但“Milky way”不是“牛奶路”而是“银河”。如果望文生义就大错特错，离题万里了。但这种情况还不是主要的威胁，一旦知道了某个异文化概念的确切含义，完全沟通是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那种貌合神离的现象——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一致，这是引起中西之间文化交流歧义的主要症结，形式上相似而内容的不对应引起了误读。比如Professor 虽然等于“教授”，但它们之间的内涵（或含金量）是不一样的。在英联邦国家的大学里，一般一个系只设一个Professor， 其社会地位极高；在中国，“教授”并不限量，二者之间是不等值的。中国的教授很难在英联邦国家直接当教授主要也不是语言上的原因。再如“作家”在中国是极受推崇的，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作者”是不同的概念，但在英语国家，“作家”和“作者”经常共用一个概念“Writer”, 其中并没有什么区别，作家的待遇也很平常，一般的作家甚至经常与贫穷联系在一起，“We have a lot of starving writers！”一位去伦敦攻读社会学的中国学生被当地的朋友不断警告道。“Intellectual” 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也是不稳定的。美国大学中的许多教授认为法国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一种持自由的立场、随时对政治、经济、文化、政府提出批评性、否定性意见的学者”才是该词真正的内涵。(3)这和中国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又是多么的遥远。汉语中的“自由主义”与Liberalism决不是同一关系，一般来说，前者指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后者则指一种符合人性的、开明的政治、哲学态度或历史思潮。
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的美国安乃特·鲁宾斯坦博士对中国学生将英文中的 Ambitious理解为“野心勃勃”而困惑不已。她发现，中国学生在理解Ambitious时将ambitious and gre 《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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