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卢文招保守稳健的校书方法
疏详校自序》中说：乾隆庚申之岁，吾师桑韬甫先生讲学于湖上之南屏……余馆于城中，不能与共学，而往还恒数焉，见其手仪礼一经，汇众解而研辨之，于其节次，亦时有更易……余见而好之，亦欲从事于斯，而家无此书，遂辍不为。……庸三以戊辰成进士，余时亦在京师，因索其向所著，则以褒然成书，因得纵观焉。叹其精凿，实有出于昔人之上者，顾其文繁，力不能倩人抄录。庸三既得滇南县令缺，旋出京，盖余之于此经，其萌芽实于是乎始。……庚子入京，晤程蕺园（晋芳）太史，言于此经已得十一家之本，将为之甄综而疏通之。……余年六十有四，距庚申已四十年，稍得见诸家之本。往往有因传写之讹误，而遂以訾郑贾之失者。于是发奋先为注疏校一善本，已录成书矣。既而所见更广。知郑贾之说实有违错，凡后人所驳正，信有证据，知非凭臆以靳胜于前人也，因复亟取而件系之。……则余书亦庶几不仅为张淳、毛居正之流亚乎。夫前人有失，后人知而正之，谊也。……余年已七十有九矣，回忆南屏初见是书时，去之五十余年，而始得成是编，不可谓非幸也已[5]。
可见，从卢文弨刚刚接触此书到他有意校此书的萌芽期，再到以众本校过此书后，卢文弨自信此书的水平不亚于前人，其间，此书的校勘过程长达五十余年，卢文弨可谓一生致力于校勘。
二、他校法
他校法是用他书校本书的校勘方法。所谓他书，范围是很广的，如内容相近的同类的书，本书有引用他书的，或他书有引用本书的，或同记一事的。这些都可以用来做他校的资料。卢文弨也善于运用此方法。如：《冠子》一书，卢文弨一生校勘过三次。他在《聚珍版本冠子书后》中说此书：“陆农师注《冠子》，余以为说书其后矣。”这指的是乾隆二十五年，四十四岁时所写的《书冠子后》。“今年鲍君以文以武英殿聚珍版本赠余，余覆阅一过，与余先所得本无甚异。”前两次的对校并没有发现问题，但在他校之下，看出了问题：“其《博选编》云：‘乐喈苦咄，则徒隶之人至矣。’‘乐喈苦’三字本缺，校者谓据他本增入。案：陆注云：‘乐则喈之，苦则咄之。’其语颇与正文相合，然余见宋人黄东发日钞载此句，则是‘讴籍咄’，不谓‘乐喈苦咄’也。”[2]在他校之下发现，两本同处，仍有问题。
又《王篇》云：“家里用提”，注引《公羊传》“提月者，仅逮此月晦日也，提，今刻作是”。因《公羊传·僖公十六年》作“是月”。陆德明释文：“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而今本《公羊传》亦无提月之文。卢文弨于是说：“余按徐坚《初学记·晦日条》下引《公羊传》，正作‘提月’。是陆氏所见，尚与唐时本不异。今本《公羊》，乃作是月，后人将反以为‘提月’为误矣。”卢文弨以他校的方法，用徐坚的《初学记·晦日条》证明了陆氏所根据的《公羊传》为正确[2]。
三、本校法
本校法是以本书校本书的校勘方法。在没有同书别本可以对校的情况下，采用本校法是一种好方法。根据本书的上下文文意、相同相近的句式、相同的词句等，校勘本书的错误。
如卢文弨在《与丁小雅（杰）进士论校正方言书》中提到他根据“施於年者谓之延，施于众长谓之永”的原文来推断其应为“延，永长也”的过程。戴震校《方言》时认为“卷一，内：延，长也。又云：延、永，长也。凡施于年者谓之延，施于众长谓之永。……近但据李善注《嵇康养生论》引作‘延，年长’也，使谓此书作‘延，永长也’，为误。”戴震是用他校法证明此处应为“延，长也。”而卢文弨认为戴震所引的“卷一，内：延，长也。又云：延、永，长也。凡施于年者谓之延，施于众长谓之永。”是《尔雅》疏之误传，他在《与丁小雅（杰）进士论校正方言书》中说：“夫善此注特引括施于年者谓之延意尔。《尔雅》疏始误以为即方言本文。……夫使云‘延，年长也’，下即当云‘永，众长也’而后可，不然，两句复沓，文义殊未安。”这里，卢文弨根据上下文句式的一致性判定，若不使语义重复，就应当为“延，永长也”。
四、理校法
理校法是以充足理由为依据的校勘法，也称推理校勘法。它的主要特点是从文章义理、同词习惯、行文体例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分析推理、得出结论，所以有人认为：最高超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卢文弨运用此法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使用。因此在他的校书实践中理校法也是运用得最少的。但这不代表他没有用过。如卢文弨在《王厚斋诗考跋》中说：“毛诗今所传亦有讹，如‘朔月辛卯’，今皆讹为‘朔日辛卯’矣。‘家伯维宰’，今皆讹为‘家伯冢宰’矣。此非三家之文，乃转写致误，而举世习读，鲜有知其讹者，余恐后世反得议此书之漏，是以并附著焉。”[4]卢文弨认为后人用自己所处语言环境的用词法臆断先朝古词元文，是一种无意识的以讹传讹的错误，但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为了保持古书原貌，有必要恢复旧词。
五、多种方法的交互使用
卢文弨校书时，经常将数种校书法交互使用，以增其说服力，他在《书北梦琐言后》中说此书：“纪唐及五代近世……其中可喜可愕之事甚多。……在稗官中，固自成一家言。……雅雨卢氏，得叶石君抄本……以为优于前明商氏《稗海》中本，余今始取商氏本相比对，乃知商本亦大有佳者。其不知当时语意而妄改者间有之，即卢本亦不免也。……余十数年前偶翻《太平广记》，取以正此之脱误，更有出于两本之外者。”[7]卢文弨因此书记稗史自成一家，于是先用叶石君抄本和商氏《稗海》中本作了对校，后来又用《太平广记》进行他校，又有所收获。此篇校勘中就并用了对校法和他校法。
而且，越是重要的古籍，他运用的校书方法就越多。如在《重校方言》中，他就并用了前四种方法。例子很多，在此不加赘言。
总之，卢文弨的校书方法偏重于对校，可以说开辟了对校派的先河。在诸多版本中过于崇尚宋本，因宋本中多善本，因而校勘中多以宋本为准，其校勘风格因而以保守稳健为特点，甚至有 《论卢文招保守稳健的校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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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从卢文弨刚刚接触此书到他有意校此书的萌芽期，再到以众本校过此书后，卢文弨自信此书的水平不亚于前人，其间，此书的校勘过程长达五十余年，卢文弨可谓一生致力于校勘。
二、他校法
他校法是用他书校本书的校勘方法。所谓他书，范围是很广的，如内容相近的同类的书，本书有引用他书的，或他书有引用本书的，或同记一事的。这些都可以用来做他校的资料。卢文弨也善于运用此方法。如：《冠子》一书，卢文弨一生校勘过三次。他在《聚珍版本冠子书后》中说此书：“陆农师注《冠子》，余以为说书其后矣。”这指的是乾隆二十五年，四十四岁时所写的《书冠子后》。“今年鲍君以文以武英殿聚珍版本赠余，余覆阅一过，与余先所得本无甚异。”前两次的对校并没有发现问题，但在他校之下，看出了问题：“其《博选编》云：‘乐喈苦咄，则徒隶之人至矣。’‘乐喈苦’三字本缺，校者谓据他本增入。案：陆注云：‘乐则喈之，苦则咄之。’其语颇与正文相合，然余见宋人黄东发日钞载此句，则是‘讴籍咄’，不谓‘乐喈苦咄’也。”[2]在他校之下发现，两本同处，仍有问题。
又《王篇》云：“家里用提”，注引《公羊传》“提月者，仅逮此月晦日也，提，今刻作是”。因《公羊传·僖公十六年》作“是月”。陆德明释文：“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而今本《公羊传》亦无提月之文。卢文弨于是说：“余按徐坚《初学记·晦日条》下引《公羊传》，正作‘提月’。是陆氏所见，尚与唐时本不异。今本《公羊》，乃作是月，后人将反以为‘提月’为误矣。”卢文弨以他校的方法，用徐坚的《初学记·晦日条》证明了陆氏所根据的《公羊传》为正确[2]。
三、本校法
本校法是以本书校本书的校勘方法。在没有同书别本可以对校的情况下，采用本校法是一种好方法。根据本书的上下文文意、相同相近的句式、相同的词句等，校勘本书的错误。
如卢文弨在《与丁小雅（杰）进士论校正方言书》中提到他根据“施於年者谓之延，施于众长谓之永”的原文来推断其应为“延，永长也”的过程。戴震校《方言》时认为“卷一，内：延，长也。又云：延、永，长也。凡施于年者谓之延，施于众长谓之永。……近但据李善注《嵇康养生论》引作‘延，年长’也，使谓此书作‘延，永长也’，为误。”戴震是用他校法证明此处应为“延，长也。”而卢文弨认为戴震所引的“卷一，内：延，长也。又云：延、永，长也。凡施于年者谓之延，施于众长谓之永。”是《尔雅》疏之误传，他在《与丁小雅（杰）进士论校正方言书》中说：“夫善此注特引括施于年者谓之延意尔。《尔雅》疏始误以为即方言本文。……夫使云‘延，年长也’，下即当云‘永，众长也’而后可，不然，两句复沓，文义殊未安。”这里，卢文弨根据上下文句式的一致性判定，若不使语义重复，就应当为“延，永长也”。
四、理校法
理校法是以充足理由为依据的校勘法，也称推理校勘法。它的主要特点是从文章义理、同词习惯、行文体例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分析推理、得出结论，所以有人认为：最高超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卢文弨运用此法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使用。因此在他的校书实践中理校法也是运用得最少的。但这不代表他没有用过。如卢文弨在《王厚斋诗考跋》中说：“毛诗今所传亦有讹，如‘朔月辛卯’，今皆讹为‘朔日辛卯’矣。‘家伯维宰’，今皆讹为‘家伯冢宰’矣。此非三家之文，乃转写致误，而举世习读，鲜有知其讹者，余恐后世反得议此书之漏，是以并附著焉。”[4]卢文弨认为后人用自己所处语言环境的用词法臆断先朝古词元文，是一种无意识的以讹传讹的错误，但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为了保持古书原貌，有必要恢复旧词。
五、多种方法的交互使用
卢文弨校书时，经常将数种校书法交互使用，以增其说服力，他在《书北梦琐言后》中说此书：“纪唐及五代近世……其中可喜可愕之事甚多。……在稗官中，固自成一家言。……雅雨卢氏，得叶石君抄本……以为优于前明商氏《稗海》中本，余今始取商氏本相比对，乃知商本亦大有佳者。其不知当时语意而妄改者间有之，即卢本亦不免也。……余十数年前偶翻《太平广记》，取以正此之脱误，更有出于两本之外者。”[7]卢文弨因此书记稗史自成一家，于是先用叶石君抄本和商氏《稗海》中本作了对校，后来又用《太平广记》进行他校，又有所收获。此篇校勘中就并用了对校法和他校法。
而且，越是重要的古籍，他运用的校书方法就越多。如在《重校方言》中，他就并用了前四种方法。例子很多，在此不加赘言。
总之，卢文弨的校书方法偏重于对校，可以说开辟了对校派的先河。在诸多版本中过于崇尚宋本，因宋本中多善本，因而校勘中多以宋本为准，其校勘风格因而以保守稳健为特点，甚至有 《论卢文招保守稳健的校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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