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国际电影节与走向国际电影:试论亚洲新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中的两种策略

也可能根本就只是同名。帕纳西的解释在逻辑上有牵强附会的嫌疑，而且这种看似精巧的设计太刻意了就显得匠气十足。
《古兰经》第二四章《光明（努尔）》中宣称：
“你对信女们说，叫她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饰，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们用面纱遮住胸瞠，莫露出首饰，除非对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父亲，或她们的丈夫的父亲……”（第○三一款）
《古兰经》第四章《妇女（尼萨仪）》中宣称：
“你们的妇女，若作丑事，你们当在你们的男人中寻求四个人作见证；如果他们已作见证，你们就应当把她们拘留在家里，直到她们死亡，或真主为她们开辟一条生路。”（第○一五款）
于是在这一背景下，《生命的圆圈》就具有了撼人的文化与政治意义。影片以不露声色的笔法将伊朗女性在男权与宗教压制之下的卑微惨痛处境揭露得深沉而血肉淋漓。一鳞半爪的细节（如：从头至尾，女主人公们想抽支烟的企望都不得实现，唯有在被抓回监狱的警车上才荒诞地达成愿望）都能让全世界大多数的观众惊骇不已——他们始知伊朗除了《小鞋子》、《白气球》那样遥远到似乎只会在梦中发生的、贫瘠泥土中生长出来的天真纯良，也会有如此原始与暴力的法与罪。
纽约时报对帕纳西及这部影片的评价是：“导演拍摄本片的勇气建立于作为一个艺术家必备的诚实特质……他对政治批判的方式并非有计划的指控，而是坦白地显露出街头的真相。”显然，帕纳西本人是欢迎这种评价的，经管他在谈到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时说：“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讲一个女人自杀，在自杀前还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两个亲生女儿。伊朗妇女的解放，目前前景依然渺茫，整个伊朗社会对女人来说不啻为一个牢笼。”但在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尽量保持一种对政治评判本身的距离感，鼓吹“虽然这部电影表现出了社会的愤怒，可是我本身并没有发怒”。

   
走向国际电影节与走向国际电影:试论亚洲新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中的两种策略(第4页) 　
其实，《生命的圆圈》所传达的伊朗女性的困顿（一种从精神到物质的牢狱/圆圈），也是任何一个男权社会中女性们的一曲共同悲歌（尽管受困程度/圆圈半径不同）；推而广之，也是任何一族弱势群体（他们都是被神/权力指称为有罪的那一方）的辛酸写照；再进一个层次，又何尝不是每一个不曾达到自由王国的人（甚至整个人类群体）的集体受挫体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生命的圆圈》不仅是一起政治事件，也达到了一个思想哲学命题的高度。
有趣的是在电影审查制度严酷的伊朗（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圆圈？），影片《生命的圆圈》本身就有着一个极其艰难与漫长的诞生/抗争过程。当时由于伊朗在选举后政权转移，许多电影人对新文化部在思想上的自由化抱着希望，帕纳西也就积极地构思起这部电影。但在1998年完成剧本后，政府审查机构却仍对故事中强烈挑战传统观念的批判感到不安，帕纳西在申请准拍执照时，得到的是模棱两可的答案，只说是希望他拍类似《白气球》的题材。帕纳西积极热切地奔走，并拜托媒体大力支持下，当局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拍摄计划。拍摄中，在德黑兰的夜间工作又引起了司法警察单位的干涉。而伊朗境内最重要的“法吉”影展，也拒绝了该片参展。据说，影片《生命的圆圈》至今在伊朗未获准公映。

导演贾法•帕纳西是伊朗电影大导演中少见的正规电影学院科班出身（德黑兰电影与电视学院）。这种专业背景对他有利的一面是对电影艺术相对科学与系统的学习；但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学院派正统理性思维的刻板拘束（而丧失了自然挥洒或狂放不羁的天才光芒），以及对象征、符号、结构等元素的炫耀与滥用。这在《生命的圆圈》里比较明显得表现出来。坦率地说，影片里所有“与众不同”的地方都不是独创，而且从环状结构到情节叙事、人物刻画处处不乏斧凿痕迹，而我确实认为他的讨巧之处在于这个轰动性的题材本身将细部的瑕疵完全掩盖住了（也许并非故意投机，但事实恐怕正是如此）。所以，这是帕纳西自己没有突破的圆圈。
从另一方面讲，帕纳西自从在阿巴斯手下参与了《橄榄树下的情人》，尤其是导演了阿巴斯编剧的《白气球》获得成功后，一直都在努力摆脱阿巴斯在他创作习惯上投射下的重要影响（又一个圆圈？）。《镜子》就是个非常形象的例子，这里面一半是阿巴斯的电影（小女孩寻找回家之路本身的单纯故事），另一半是帕纳西的突围（穿帮纪录片：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这是多么标准的电影学院学生腔啊）。当然，到了这部《生命的圆圈》，从题材到形式上都离阿巴斯更远了，也更像是一名严肃的电影学院毕业生的作品了。这也算是帕纳西对“阿巴斯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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