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对中国“权势”文化的颠覆与重构
袖进行强化传播，借助网络的互动功能将事件传播推动到问题讨论，乃至引起传统媒体关注和报道，进而影响政治和决策，从而实现了从虚拟空间走向现实，从草根走向决策，从无势、弱势走向强势。
网民也开始从地区走向国际。部分国内、地区事件借助“脸谱”（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国外社交网站的病毒式传播，扩大到更广大的世界范围，从而使得原本发生在某个角落的个案事件演变成媒介事件、社会群体性事件、政治事件、国际关系事件乃至历史性的文化事件。
不仅如此，传统媒体也在“网民”传播这一汪洋中重新找寻方向。有的干脆放弃传统的传播形式，完全转型进入网络传播，比如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8年率先放弃纸质版。其他更多的还是居安思危，兼跨传统和新媒体两种传播方式，重心在不断地向新媒体传播转移。尤其是在诸如手机报纸、平板电脑等新型传播终端出现后，传统媒体面临着一个从传播理念到字型模版的全面转型，抢占最新传播终端，就是吸引未来的读者。
政治层面也因为新媒体的涌现发生诸多转变。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到“人民网”和中国网民对话，明确提出“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从形式上看，这是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通过网络同中国网民聊天，但这短短半个小时的网聊，茌实质意义上承认了中国网民的存在并正式确认了其对文化的作用，笔者将其称为中国网民的“成人礼”。传统政治体制在新媒体新兴传播模式冲击下开始从基层发生变革，甚至有的县官因为不了解新媒体所带来的这种权势的变迁，抱怨自己由以前的强势群体变成了“弱势群体”。2011年2月19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在讲话中要求：“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5月4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正式设立，标志着中国互联网信息服务和管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11年下半年，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政务微博”——官方机构除了在一定层面上设立政府新闻发言人职位之外，还要求开通机构和官员个人微博，直接面对普罗大众进行传播。
从理性视角来看，新媒体带来的巨大变革依次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的“权”与“势”变迁中：
第一，新媒体呈现出某种“反作用力”，不断摆脱对传统媒体的依附，有了自己的“地盘”。普罗大众以往必须依赖传统媒体发声，但是，无论是博客、播客，还是论坛、微博等社交媒体，都为大众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声渠道和专属平台。同时，互联网、手机等个性化媒体的大众传播发挥着一个从下往上的信息突围功能，新媒体导致信息和服务的不对称形势发生改变，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垄断被改变。综观当今的新闻报道，从草根群体发出微博，引发人群关注，到最终触动传统媒体跟进报道的例子屡见不鲜。因此，普罗大众“势能”的累积，生成的“反作用力”甚至漫过传统媒体条件下“权力”的运作堤坝，权与势的博弈呈现出一种新态势。
第二，新媒体带来“权势”文化结构性变迁。新媒体通过信息的定制化服务、格式在不同介质之间的无缝衔接、内容在不同媒介之间的自由流动、传播范围在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传播，打造了接通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天然通道。使得“政权”意义上的“权力”从以往“中心扩散”、“上传下达”式的金字塔垂直结构塌落下来——社会政治权力结构外形似乎还是金字塔式的，但传媒信息领域的流动和扩散已经使得这样的垂直结构扁平化。一方面带来政治权力的执行从高处、中心自由落体甚至失重状态，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弱化甚至“取缔”了传统媒体的劝服和教育功能，“自由落体”的政治权力难以在传统媒体基座上实施“软着陆”。强大的预期效果反差，自然带来政权文化建设和信息流动的体制性反弹，重新定位、组合，进而带动社会权势文化结构进入一种深度调整期。
第三，传统政权意义上的“群众”和传统媒体的“受众”发生改变。新媒体冲击传统媒体所缔造的信息流动上下游生态，所谓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从草根那里观察、记录和拍摄到的信息流早期在传统媒体体外循环，中期会介入传统媒体信息的生产，后期以及积累的案例则会在改变传统媒体的信息采集发布流程的同时，动摇传统媒体作为信息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和信心。一方面使以往的“大众传播”心理优势倍受挫折，另一方面，新媒体又逐步瓦解了“大众”的本来意涵，逐渐被“分众”、“小众”、小群体等取代，使得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意图找不到落点，有无的放矢的危险。而且，个体所发挥出来的特定信息采集优势以及新媒体所能提供的大众传播功能的有机结合，又使得个体的传播俨然具有大众传播的潜能；而诸多这样的个体的组合直接挑战的就是传统媒体所缔造的传媒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业界生态。具体到现实中，新媒体带来了受众需求的变迁，反映在中国政治层面，就是政治机制总体运作上的媒介化导向——新闻发言人机制的建设，媒介素养教育的官方推动，以及其他基于现代传播体制的政治思想的改革，本身就反映了中国权势文化的全面变迁。
新媒体发展展望
更进一步说，新媒体带来的传播“权力转移”和权势变迁也蔓延到国际范围。在国际传播领域，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挑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传播生态，完全是上述传统媒体条件下“权力”的运作结构和生态在中国的翻版重演；同理，中国文化走向国际以及中国传媒走向国际理念的提出，也有必要借鉴上述思路。
在传统媒体时代，西方传媒机构借助跨国媒体以及经济优势在国际范围内累积的“势”，包括报道的选题、时机、影响力直接地转化成西方跨国传媒机构的话语“权”，西方传媒在国际传播领域可谓“有权有势”。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新媒体条件下，国际传播领域权与势的博弈呈现新特点，最典型的代表是网络外交，比如一些驻华使馆开办微博。2010年5月下旬开始，美国驻华大使馆开设微博，关于美国社会和历史文化介绍的内容最多，占36%；而谈及中美关系的则为7%。平均每天2条以上，目前拥有6万多名粉丝。如法国驻华使馆新闻官李小佛所说：“（微博）作为一个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通讯工具……它的主要优势是无需中介，直达‘最终用户’，即中国民众。他们都将通过自己的屏幕接收到我们的信息。”悯方周末》记者采写的报道精确地指出，驻华使馆开微博，是把外交做到了中国人指尖。
《新媒体对中国“权势”文化的颠覆与重构(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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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也开始从地区走向国际。部分国内、地区事件借助“脸谱”（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国外社交网站的病毒式传播，扩大到更广大的世界范围，从而使得原本发生在某个角落的个案事件演变成媒介事件、社会群体性事件、政治事件、国际关系事件乃至历史性的文化事件。
不仅如此，传统媒体也在“网民”传播这一汪洋中重新找寻方向。有的干脆放弃传统的传播形式，完全转型进入网络传播，比如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8年率先放弃纸质版。其他更多的还是居安思危，兼跨传统和新媒体两种传播方式，重心在不断地向新媒体传播转移。尤其是在诸如手机报纸、平板电脑等新型传播终端出现后，传统媒体面临着一个从传播理念到字型模版的全面转型，抢占最新传播终端，就是吸引未来的读者。
政治层面也因为新媒体的涌现发生诸多转变。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到“人民网”和中国网民对话，明确提出“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从形式上看，这是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通过网络同中国网民聊天，但这短短半个小时的网聊，茌实质意义上承认了中国网民的存在并正式确认了其对文化的作用，笔者将其称为中国网民的“成人礼”。传统政治体制在新媒体新兴传播模式冲击下开始从基层发生变革，甚至有的县官因为不了解新媒体所带来的这种权势的变迁，抱怨自己由以前的强势群体变成了“弱势群体”。2011年2月19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在讲话中要求：“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5月4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正式设立，标志着中国互联网信息服务和管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11年下半年，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政务微博”——官方机构除了在一定层面上设立政府新闻发言人职位之外，还要求开通机构和官员个人微博，直接面对普罗大众进行传播。
从理性视角来看，新媒体带来的巨大变革依次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的“权”与“势”变迁中：
第一，新媒体呈现出某种“反作用力”，不断摆脱对传统媒体的依附，有了自己的“地盘”。普罗大众以往必须依赖传统媒体发声，但是，无论是博客、播客，还是论坛、微博等社交媒体，都为大众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声渠道和专属平台。同时，互联网、手机等个性化媒体的大众传播发挥着一个从下往上的信息突围功能，新媒体导致信息和服务的不对称形势发生改变，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垄断被改变。综观当今的新闻报道，从草根群体发出微博，引发人群关注，到最终触动传统媒体跟进报道的例子屡见不鲜。因此，普罗大众“势能”的累积，生成的“反作用力”甚至漫过传统媒体条件下“权力”的运作堤坝，权与势的博弈呈现出一种新态势。
第二，新媒体带来“权势”文化结构性变迁。新媒体通过信息的定制化服务、格式在不同介质之间的无缝衔接、内容在不同媒介之间的自由流动、传播范围在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传播，打造了接通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天然通道。使得“政权”意义上的“权力”从以往“中心扩散”、“上传下达”式的金字塔垂直结构塌落下来——社会政治权力结构外形似乎还是金字塔式的，但传媒信息领域的流动和扩散已经使得这样的垂直结构扁平化。一方面带来政治权力的执行从高处、中心自由落体甚至失重状态，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弱化甚至“取缔”了传统媒体的劝服和教育功能，“自由落体”的政治权力难以在传统媒体基座上实施“软着陆”。强大的预期效果反差，自然带来政权文化建设和信息流动的体制性反弹，重新定位、组合，进而带动社会权势文化结构进入一种深度调整期。
第三，传统政权意义上的“群众”和传统媒体的“受众”发生改变。新媒体冲击传统媒体所缔造的信息流动上下游生态，所谓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从草根那里观察、记录和拍摄到的信息流早期在传统媒体体外循环，中期会介入传统媒体信息的生产，后期以及积累的案例则会在改变传统媒体的信息采集发布流程的同时，动摇传统媒体作为信息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和信心。一方面使以往的“大众传播”心理优势倍受挫折，另一方面，新媒体又逐步瓦解了“大众”的本来意涵，逐渐被“分众”、“小众”、小群体等取代，使得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意图找不到落点，有无的放矢的危险。而且，个体所发挥出来的特定信息采集优势以及新媒体所能提供的大众传播功能的有机结合，又使得个体的传播俨然具有大众传播的潜能；而诸多这样的个体的组合直接挑战的就是传统媒体所缔造的传媒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业界生态。具体到现实中，新媒体带来了受众需求的变迁，反映在中国政治层面，就是政治机制总体运作上的媒介化导向——新闻发言人机制的建设，媒介素养教育的官方推动，以及其他基于现代传播体制的政治思想的改革，本身就反映了中国权势文化的全面变迁。
新媒体发展展望
更进一步说，新媒体带来的传播“权力转移”和权势变迁也蔓延到国际范围。在国际传播领域，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挑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传播生态，完全是上述传统媒体条件下“权力”的运作结构和生态在中国的翻版重演；同理，中国文化走向国际以及中国传媒走向国际理念的提出，也有必要借鉴上述思路。
在传统媒体时代，西方传媒机构借助跨国媒体以及经济优势在国际范围内累积的“势”，包括报道的选题、时机、影响力直接地转化成西方跨国传媒机构的话语“权”，西方传媒在国际传播领域可谓“有权有势”。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新媒体条件下，国际传播领域权与势的博弈呈现新特点，最典型的代表是网络外交，比如一些驻华使馆开办微博。2010年5月下旬开始，美国驻华大使馆开设微博，关于美国社会和历史文化介绍的内容最多，占36%；而谈及中美关系的则为7%。平均每天2条以上，目前拥有6万多名粉丝。如法国驻华使馆新闻官李小佛所说：“（微博）作为一个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通讯工具……它的主要优势是无需中介，直达‘最终用户’，即中国民众。他们都将通过自己的屏幕接收到我们的信息。”悯方周末》记者采写的报道精确地指出，驻华使馆开微博，是把外交做到了中国人指尖。
《新媒体对中国“权势”文化的颠覆与重构(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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