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需提高新闻素养和应用媒体能力
具备了必要的新闻素养的基础上，领导干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应用媒体的能力和技巧。
1.跟上时代步伐，推动行政改革
合理规划党委、政府和人大之间的权力关系，完善分权和制衡的政治机制，综合利用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多种手段，防止地方政府借口“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与民争利，限制公权力参与市场交换和利益分配，坚决杜绝公权力成为利益集团的私器。防止司法权力地方化、审判活动行政化、法官职业大众化，党政干部不能借口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公共利益，超越司法程序直接干预案件的立案和审理，各级政府要坚守司法公正的底线，维护司法的权威，尽一切努力引导公众回归司法程序来解决社会争议。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教育、医疗和廉租房等公共事业的投入，让人民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2.尊重公民权利，转变宣传思想
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是公民应当享有的政治权利。在现代舆论环境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尊重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建立和完善重大事项的协商制度、重大决策的咨询制度、公共政策的听证制度、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等，让人民和政府一道分担社会治理的成本和风险。疏通公民表达意见的制度性渠道，政府的政务公开要有实质性推进，新闻发布不能过多过滥，甚至作为回避采访的挡箭牌；在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中，政府的信息发布必须及时、清晰、准确。政府要多渠道收集舆情，及时组织专家研判舆情，发挥舆情的预警功能，防止社会舆论向网络淤积或形成群体事件。各级领导干部应该重视利用网络获取民意，发挥政府网站的政务公开作用，将每年两会的网络问政、微博问政变成地方政府的日常工作。
3.遵循新闻规律，增强传播实力
各级政府要尊重新闻规律，改进新闻管理制度，积极推动新闻立法，规范政府的管理权限，放大媒体新闻活动的自主权。推动媒体在产权制度、媒体功能、用人机制和市场身份等方面的改革，打造一个与我国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传播实力。拆除媒介市场的行政壁垒，适当放开媒体的产权，在保证国有控股的前提下，引进民间资本、业外资本参与媒体经营，提高传媒运行机制的灵活性，促进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发挥媒体在日常经营与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协调好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国有媒体与民营媒体、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结构关系，鼓励人、财、物向有实力、有效益、有发展前景的媒体流动，有效整合资源，实现传媒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提高我国传媒的国际竞争力。加快传统媒体用工制度的改革，消除体制内外的身份差距、收入差距，尊重职业记者应该享有的各种权利，发挥职业新闻工作者在舆论引导中的核心作用，用职业新闻工作者权威的声音，对抗网络、手机中的语言暴力、话语操纵和无聊争论。
4.熟悉新闻流程，优化传播内容
依法采取经济、技术和司法手段对新闻生产进行把关，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对新闻生产的直接干预，充分协调好文化、广电、出版、教育、通信、工商、税务、公安和安全等部门的职能，努力让司法把关成为新闻把关的主流。尊重媒体的专业精神，相信媒体领导的自我把关能力，通过集中采访、新闻通气、新闻发布、政策试探等软把关形式影响传统媒体生产，通过建立网评员、鼓励知识分子上网，利用社会力量引导舆论。政府的新闻发布要尊重新闻专业标准，巧妙地将政治议题设置到媒体议程中去，协调好政治标准、专业标准和商业标准的关系。政治新闻话语要淡化宏观叙事、政治动员和斗争色彩，文本中少用说教式、口号式语言，鼓励领导干部展示自己的个性魅力，在民主语境和民生框架中，影响受众对新闻事件的认识、理解和诠释。
5.把握公众心理，改进传播技巧
淡化宣传思维，聘请媒体顾问，策划新闻事件，为媒体和公众设计“今天的台词”。重视媒介事件的仪式政治、整合舆论的作用，通过密集的信息传播、华丽的视觉景观、放大的核心价值，营造神圣、崇高的氛围，凝聚民众的士气，如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国庆阅兵等。在信息传播渠道非常发达的情况下，政治传播要多说两面理、多面理，少说一面理，采用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方式说服公众。弱化领导干部的行政身份，多展示他们的生活形象和人生情趣，用鲜活的个性诠释政策和制度，使公众产生“自己人效应”，发挥舆论领袖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
6.防范社会危机，重塑政府形象
在社会转型期，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增多，处理不好就容易形成社会危机。领导干部要学会防范社会危机，学会在危机中重塑政府形象。
首先，制定科学的事前预案，遇到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立即启动应急程序，相关领导要及时赶到现场处理问题。处理危机事件不能简单打压，无限上纲，轻易划分敌我界限，人为制造对抗目标。群体状态下社会责任分散，单纯从外部打压，可能激活群体边界，使群体变得更加顽固，暴力的指向性、威胁性增加。如果再滥用警力、警械，就可能导致街头政治的出现。
第二，危机事件的信息宜疏不易堵，在危机事件发生后，领导干部不能将媒体当敌人，通过各种手段封堵信息、限制采访，甚至对记者说假话、狠话，结果反而给网络、手机流下了传播流言、谣言的空间，使政府陷入更大的舆论漩涡。
第三，公众的观念具有固执性，某种观念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并影响公众对后续事件的判断和理解。如果在错误信息的基础上形成某种认识，舆论引导就必须先花大量精力纠正错误信息，再来进行正面引导。所以，面对危机，政府应该发挥信息的首因效应，领导干部要主动利用媒体及时发言，信息发布要快中求稳。
第四，突发事件、群体事件处理得好，不但不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反而会增加社会系统的适应能力、应变能力，消除社会解体和崩溃的隐患。
所以，在突发事件、群体事件发生后，领导干部要启动危机公关程序，明确危机公关目标，发挥舆论引导的作用，重新塑造政府的形象。如“9·11”事件后，美国政府有效转移了公众对国内安保的质疑，塑造了一个从废墟上站起来的民族形象。
7.推动国际传播，提升国家形象
经济的崛起使中国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国际上出现了中国模式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多种声音。面对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各级政府应该从维护国家信息主权、拓宽国际生 《领导干部需提高新闻素养和应用媒体能力(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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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跟上时代步伐，推动行政改革
合理规划党委、政府和人大之间的权力关系，完善分权和制衡的政治机制，综合利用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多种手段，防止地方政府借口“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与民争利，限制公权力参与市场交换和利益分配，坚决杜绝公权力成为利益集团的私器。防止司法权力地方化、审判活动行政化、法官职业大众化，党政干部不能借口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公共利益，超越司法程序直接干预案件的立案和审理，各级政府要坚守司法公正的底线，维护司法的权威，尽一切努力引导公众回归司法程序来解决社会争议。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教育、医疗和廉租房等公共事业的投入，让人民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2.尊重公民权利，转变宣传思想
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是公民应当享有的政治权利。在现代舆论环境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尊重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建立和完善重大事项的协商制度、重大决策的咨询制度、公共政策的听证制度、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等，让人民和政府一道分担社会治理的成本和风险。疏通公民表达意见的制度性渠道，政府的政务公开要有实质性推进，新闻发布不能过多过滥，甚至作为回避采访的挡箭牌；在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中，政府的信息发布必须及时、清晰、准确。政府要多渠道收集舆情，及时组织专家研判舆情，发挥舆情的预警功能，防止社会舆论向网络淤积或形成群体事件。各级领导干部应该重视利用网络获取民意，发挥政府网站的政务公开作用，将每年两会的网络问政、微博问政变成地方政府的日常工作。
3.遵循新闻规律，增强传播实力
各级政府要尊重新闻规律，改进新闻管理制度，积极推动新闻立法，规范政府的管理权限，放大媒体新闻活动的自主权。推动媒体在产权制度、媒体功能、用人机制和市场身份等方面的改革，打造一个与我国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传播实力。拆除媒介市场的行政壁垒，适当放开媒体的产权，在保证国有控股的前提下，引进民间资本、业外资本参与媒体经营，提高传媒运行机制的灵活性，促进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发挥媒体在日常经营与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协调好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国有媒体与民营媒体、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结构关系，鼓励人、财、物向有实力、有效益、有发展前景的媒体流动，有效整合资源，实现传媒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提高我国传媒的国际竞争力。加快传统媒体用工制度的改革，消除体制内外的身份差距、收入差距，尊重职业记者应该享有的各种权利，发挥职业新闻工作者在舆论引导中的核心作用，用职业新闻工作者权威的声音，对抗网络、手机中的语言暴力、话语操纵和无聊争论。
4.熟悉新闻流程，优化传播内容
依法采取经济、技术和司法手段对新闻生产进行把关，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对新闻生产的直接干预，充分协调好文化、广电、出版、教育、通信、工商、税务、公安和安全等部门的职能，努力让司法把关成为新闻把关的主流。尊重媒体的专业精神，相信媒体领导的自我把关能力，通过集中采访、新闻通气、新闻发布、政策试探等软把关形式影响传统媒体生产，通过建立网评员、鼓励知识分子上网，利用社会力量引导舆论。政府的新闻发布要尊重新闻专业标准，巧妙地将政治议题设置到媒体议程中去，协调好政治标准、专业标准和商业标准的关系。政治新闻话语要淡化宏观叙事、政治动员和斗争色彩，文本中少用说教式、口号式语言，鼓励领导干部展示自己的个性魅力，在民主语境和民生框架中，影响受众对新闻事件的认识、理解和诠释。
5.把握公众心理，改进传播技巧
淡化宣传思维，聘请媒体顾问，策划新闻事件，为媒体和公众设计“今天的台词”。重视媒介事件的仪式政治、整合舆论的作用，通过密集的信息传播、华丽的视觉景观、放大的核心价值，营造神圣、崇高的氛围，凝聚民众的士气，如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国庆阅兵等。在信息传播渠道非常发达的情况下，政治传播要多说两面理、多面理，少说一面理，采用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方式说服公众。弱化领导干部的行政身份，多展示他们的生活形象和人生情趣，用鲜活的个性诠释政策和制度，使公众产生“自己人效应”，发挥舆论领袖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
6.防范社会危机，重塑政府形象
在社会转型期，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增多，处理不好就容易形成社会危机。领导干部要学会防范社会危机，学会在危机中重塑政府形象。
首先，制定科学的事前预案，遇到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立即启动应急程序，相关领导要及时赶到现场处理问题。处理危机事件不能简单打压，无限上纲，轻易划分敌我界限，人为制造对抗目标。群体状态下社会责任分散，单纯从外部打压，可能激活群体边界，使群体变得更加顽固，暴力的指向性、威胁性增加。如果再滥用警力、警械，就可能导致街头政治的出现。
第二，危机事件的信息宜疏不易堵，在危机事件发生后，领导干部不能将媒体当敌人，通过各种手段封堵信息、限制采访，甚至对记者说假话、狠话，结果反而给网络、手机流下了传播流言、谣言的空间，使政府陷入更大的舆论漩涡。
第三，公众的观念具有固执性，某种观念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并影响公众对后续事件的判断和理解。如果在错误信息的基础上形成某种认识，舆论引导就必须先花大量精力纠正错误信息，再来进行正面引导。所以，面对危机，政府应该发挥信息的首因效应，领导干部要主动利用媒体及时发言，信息发布要快中求稳。
第四，突发事件、群体事件处理得好，不但不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反而会增加社会系统的适应能力、应变能力，消除社会解体和崩溃的隐患。
所以，在突发事件、群体事件发生后，领导干部要启动危机公关程序，明确危机公关目标，发挥舆论引导的作用，重新塑造政府的形象。如“9·11”事件后，美国政府有效转移了公众对国内安保的质疑，塑造了一个从废墟上站起来的民族形象。
7.推动国际传播，提升国家形象
经济的崛起使中国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国际上出现了中国模式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多种声音。面对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各级政府应该从维护国家信息主权、拓宽国际生 《领导干部需提高新闻素养和应用媒体能力(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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