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在教育中的分野――---兼谈开除未婚先孕大学生案
</Script> 报载，近日，西南某大学以违反校规“发生不正当性行为，品行恶劣，道德败坏”为由，对未婚先孕的女大学生李静及其男友李军作出勒令退学的处罚决定。这对恋人认为学校的做法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准备将母校告上法庭。
这一事件立即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专家、学者们纷纷发表评论认为，受教育权是宪法赋予每一位公民的重要权利，学校仅凭自己内部处罚条例就剥夺公民的受教育权，其合法性令人质疑。有学者在分析这一事件的背景时指出，这一广泛关注的事件其实质是教育道德化还是教育法治化理念冲突使然，教育道德化是我们一贯的教育理念，提倡“尊师重教”，强调“师道尊严”，在教育过程中，权力的运用常常只受“道德”标准的衡量与限制，而教育法治化实质上是通过理顺政府、学校、老师、学生的关系，使他们各自的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整个教育工作按照既定目的，有条不紊地进行。
上述学者的分析相当深刻，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大治国方略提出的今天，教育该究竟该如何处理好两种观念的冲突，直接关系到教育的现代化。中世纪的西方很早就提出上帝主宰人的思想，法律管理人的行为的主张，他们认识到人的外部行为应由法律来管理。在法学史上，康德首先明确地将道德伦理特性归结为“内在性”，法律规范为“外在性”，他认为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道德则只支配人们的内心活动的动机。笔者认为，法律之所以是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是因为法律这种社会规范是人们理性的结晶，是集合了众人的智慧（在现代社会便是民主的结晶），经过了规范的程序，具有确定性、可预测性、与保障性，这与道德的解释随意性、不可预测性与依靠内心自律性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能指望人们依靠不能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的规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在法律之外人们还需要道德来规范人们的内心是因为道德与法律有着天然的联系，道德意识的培养有助于人们的守法意识，此是一；其二是法律的确定性、也带来法律的滞后性，道德的发展能推动法律的前进；最后，我们还要看到的是法律是对一般人的最低要求，但人类的发展需要高尚的人来导航，社会主义更需要良好的道德风尚和身先士卒的标兵，这样才能使人们更加远离兽性，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把道德分为两类要求与原则：一是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它们对于有效地履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必须承担的义务来讲，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二是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则远远超过了那种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要求。法律则只是将第一类中的一些部份予以了吸收（当然法律并不仅仅就这些，除道德外还有科技规范的吸收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在区分了两者调整的范围后，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说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道德则只支配人们的内心活动的动机，并不否认法律对内心的影响，法律通过对行为的调整，直接影响了人的内心；也不否认道德对外部行为的影响，道德支配人的内心从而规范了人的外部行为；两者的分野在于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是否直接进入了人们的内心，如对思想治罪，而无强制性的道德是否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强制性，直接处置人们的权利义务，如依道德判案。
下面我们来看法律与道德该如何进入教育领域，高级汉语大词典将教育定义为两种：一是指培养人才、传播知识的工作。二是指教导启发,使明白道理。前者是教育管理行为，是一种准行政行为，其直接后果是对被管理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直接影响；后者是教育传授行为，对于被教育人的现实权利义务关系并无直接影响，其影响表现在对被教育人仅在内心世界，仅能改变其内心世界，并通过改变内心世界影响其外部行为。从上述分析，对被管理人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后果的教育管理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其当然要纳入法治轨道，一切依法办事，教育工作才能有序进行，道德在此主要是起补充、辅助作用，绝不可代替法律。而对于影响表现在仅对被教育人内心世界产生影响的教育传授行为针对的是思想领域范畴，道德当然能在此领域发挥其作用，具体说教育传授除了知识的传授外，还应当在道德与法律的传授上齐头并举，以期达到形成高尚的社会风气与养成守法的意识。在此笔者要提醒的是这二种分类仅对其作用的对象而言，对于教育者本身而言，无论是教育管理行为还是教育传授行为都是法律行为，都应依法进行，如教育传授不能传播反动思想，否则要受法律制裁。
具体在本案，西南某大学可以在教育传授上教育学生端正对爱情的态度，尽量不要在学习阶段发生性关系。然而对该行为的处理则是一种教育管理，应严格依法进行。依博登海默的分类，笔者认为“非法同居”不属于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不应由法律来调整，法律不应将对较高层次的人的要求对一般人作出规定。同时我们也看到至少现在该行为是法无明文予以保护、亦无明文处罚的行为，依据现代法理学的公认私权行使基本原理是“法不禁止即自由”，学校无权处罚。即使是法律予以禁止，并不能直接剥夺受教育权，因为该权利是宪法上的权利，对其的剥夺仍需法律的专门授权。然而，我们遗憾地看到该校仅凭其自行制定的道德规范就轻易剥夺了李静俩人在宪法上的权利－－教育权。其次，依照现代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原理，对普通人的隐私权的保护有别于对公众人物及官员的隐私的保护，实施的是全面保护，对公民私生活秘密乃至道德瑕疵不得公布（有学者认为甚至违法记录也在法无明文授权下不得公布），校方仅依其内部规定不仅作出处罚决定，而且将该事情向全校通报，明显侵犯李静俩人的隐私权。本案中校方这里将道德僭越其在思想的领域的支配作用，直接强制于人的行为，反映了校方法治观念的淡薄，对教育管理与教育传授两种行为的混淆，值得引起反思。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法律与道德在教育中的分野――---兼谈开除未婚先孕大学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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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立即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专家、学者们纷纷发表评论认为，受教育权是宪法赋予每一位公民的重要权利，学校仅凭自己内部处罚条例就剥夺公民的受教育权，其合法性令人质疑。有学者在分析这一事件的背景时指出，这一广泛关注的事件其实质是教育道德化还是教育法治化理念冲突使然，教育道德化是我们一贯的教育理念，提倡“尊师重教”，强调“师道尊严”，在教育过程中，权力的运用常常只受“道德”标准的衡量与限制，而教育法治化实质上是通过理顺政府、学校、老师、学生的关系，使他们各自的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整个教育工作按照既定目的，有条不紊地进行。
上述学者的分析相当深刻，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大治国方略提出的今天，教育该究竟该如何处理好两种观念的冲突，直接关系到教育的现代化。中世纪的西方很早就提出上帝主宰人的思想，法律管理人的行为的主张，他们认识到人的外部行为应由法律来管理。在法学史上，康德首先明确地将道德伦理特性归结为“内在性”，法律规范为“外在性”，他认为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道德则只支配人们的内心活动的动机。笔者认为，法律之所以是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是因为法律这种社会规范是人们理性的结晶，是集合了众人的智慧（在现代社会便是民主的结晶），经过了规范的程序，具有确定性、可预测性、与保障性，这与道德的解释随意性、不可预测性与依靠内心自律性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能指望人们依靠不能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的规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在法律之外人们还需要道德来规范人们的内心是因为道德与法律有着天然的联系，道德意识的培养有助于人们的守法意识，此是一；其二是法律的确定性、也带来法律的滞后性，道德的发展能推动法律的前进；最后，我们还要看到的是法律是对一般人的最低要求，但人类的发展需要高尚的人来导航，社会主义更需要良好的道德风尚和身先士卒的标兵，这样才能使人们更加远离兽性，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把道德分为两类要求与原则：一是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它们对于有效地履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必须承担的义务来讲，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二是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则远远超过了那种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要求。法律则只是将第一类中的一些部份予以了吸收（当然法律并不仅仅就这些，除道德外还有科技规范的吸收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在区分了两者调整的范围后，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说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道德则只支配人们的内心活动的动机，并不否认法律对内心的影响，法律通过对行为的调整，直接影响了人的内心；也不否认道德对外部行为的影响，道德支配人的内心从而规范了人的外部行为；两者的分野在于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是否直接进入了人们的内心，如对思想治罪，而无强制性的道德是否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强制性，直接处置人们的权利义务，如依道德判案。
下面我们来看法律与道德该如何进入教育领域，高级汉语大词典将教育定义为两种：一是指培养人才、传播知识的工作。二是指教导启发,使明白道理。前者是教育管理行为，是一种准行政行为，其直接后果是对被管理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直接影响；后者是教育传授行为，对于被教育人的现实权利义务关系并无直接影响，其影响表现在对被教育人仅在内心世界，仅能改变其内心世界，并通过改变内心世界影响其外部行为。从上述分析，对被管理人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后果的教育管理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其当然要纳入法治轨道，一切依法办事，教育工作才能有序进行，道德在此主要是起补充、辅助作用，绝不可代替法律。而对于影响表现在仅对被教育人内心世界产生影响的教育传授行为针对的是思想领域范畴，道德当然能在此领域发挥其作用，具体说教育传授除了知识的传授外，还应当在道德与法律的传授上齐头并举，以期达到形成高尚的社会风气与养成守法的意识。在此笔者要提醒的是这二种分类仅对其作用的对象而言，对于教育者本身而言，无论是教育管理行为还是教育传授行为都是法律行为，都应依法进行，如教育传授不能传播反动思想，否则要受法律制裁。
具体在本案，西南某大学可以在教育传授上教育学生端正对爱情的态度，尽量不要在学习阶段发生性关系。然而对该行为的处理则是一种教育管理，应严格依法进行。依博登海默的分类，笔者认为“非法同居”不属于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不应由法律来调整，法律不应将对较高层次的人的要求对一般人作出规定。同时我们也看到至少现在该行为是法无明文予以保护、亦无明文处罚的行为，依据现代法理学的公认私权行使基本原理是“法不禁止即自由”，学校无权处罚。即使是法律予以禁止，并不能直接剥夺受教育权，因为该权利是宪法上的权利，对其的剥夺仍需法律的专门授权。然而，我们遗憾地看到该校仅凭其自行制定的道德规范就轻易剥夺了李静俩人在宪法上的权利－－教育权。其次，依照现代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原理，对普通人的隐私权的保护有别于对公众人物及官员的隐私的保护，实施的是全面保护，对公民私生活秘密乃至道德瑕疵不得公布（有学者认为甚至违法记录也在法无明文授权下不得公布），校方仅依其内部规定不仅作出处罚决定，而且将该事情向全校通报，明显侵犯李静俩人的隐私权。本案中校方这里将道德僭越其在思想的领域的支配作用，直接强制于人的行为，反映了校方法治观念的淡薄，对教育管理与教育传授两种行为的混淆，值得引起反思。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法律与道德在教育中的分野――---兼谈开除未婚先孕大学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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