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西北的重要情报源——评《西北地方文献索引》

中央领导同志在视察了西北、西南等地后，曾明确指出：“在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我国四化建设的重点将逐渐由东向西转移，大西北将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建设基地。”要建设西北，必先了解西北，研究西北地区的过去和现在，为未来的建设提供可靠依据。诸如历史地理、经济状况、生产资源，文化艺术、民族宗教、社会生活、乃至学者著述等，都是研究西北问题的范围。

近读赵俪生先生《西北学的开拓者之一——张穆》（《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和胡斯振先生《西北学刍议》（《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二文后，颇受教益。前者通过张穆的著作阐明张在西北史地和民族研究方面的成就，后者则从清代西北舆地学的开创及演变，指出了研究西北的重大意义。西北学的提出和确立，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的产物，又是西北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深入研究西北问题，则要求占有大量的文献资料。然而，各种文献浩如烟海，研究工作者欲得其门而入，兔受“泛滥无归”之苦，俾在书林学海中寻求必需的资料，就得依靠综合性和专题性的书目索引。

甘肃省图书馆作为一所具有七十年馆龄的老馆，在揭示其馆藏地方文献资料，便利读者的工作上，付出了相当大的精力，近三十多年，陆续编印的西北地方文献书目和索引就达七十多种。这些书目索引揭示了文献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系统地提供了专题和综合的文献线索，给研究西北地区的科学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检索工具和独特的情报源。本文仅就其中的一部《西北地方文献索引》（以下简称《索引》）做些评述。

一

西北地区是由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个省（区）组成，面积三百二十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二十个兄弟民族，这里有着富饶的矿产资源，除金、银、铜、铁、镍、铬、锰、锑、汞等外，还有云母、石棉、滑石、硫磺、芒硝、金钢石、大理石等天然矿藏，尤其是石油和煤的蕴藏量更加闻名遐迩。西北地区史前期就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周代发展了农业，创造种类繁多的各式农具。汉时开辟河西走廊，成为通往中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在历史上对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有过重大的贡献，西北地区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在黄河、洮河、渭河、湟水流域发现了各种彩陶、石刻和其他古器物，敦煌莫高窟、新疆克孜尔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安西榆林窟、肃南马蹄寺石窟等处，均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和精美的艺术品，在中国文化史上放射着灿烂的光华。

据《史记·大宛列传》载：“骞所遣通大夏之属者，皆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西北区域的产生，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但当时的西北区域，系指令新疆及葱岭以西之地。这一区域概念，一直延续到唐代。因汉、唐的政治经济中心在长安，陕甘为其直接统辖区。至南宋偏安，始称西夏及金人统治地区为西北，自此西北地域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以后由于历史的发展和行政区划的更易，陕、甘、宁、青、新五省（区）所辖之地，遂成为西北地区的区域概念。现今的西北地区，亦早已形成一个整体。如民族的发展形成，宗教文化的演变，均有其不少共同之处；特别是今后西北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

研究西北问题，领域宽广，内容繁多。特别是有关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等等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如研究西北史地，必然涉及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的形成，正是古代东西方人民友好往来的见证：政治军事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联系到西北各族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历史。再如西北民族的融合迁徙，宗教的传播，语言文字的递嬗，经济文化的交流等，无不与国际间的研究发生关联，产生影响。

自汉代迄今，研究西北的学者就云起蝉联，其中如史学、经学、文学、哲学、金石、方志、艺术诸家，著述内容非常广泛。在科学上，如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等各方面的研究也有相当成就。尤其近世以来，学者专家们更是潜心研究，从未间断，即使在烽火连天，颠沛流离的环境下，也不曾消磨他们著述的意志，经过艰辛的钻研和努力，产生了一大批有关文献资料，为今人研究西北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历史文献。

甘肃省图书馆为适应开发西北、建设社会主义四化的现实需要，从馆藏解放前的报刊中选辑出1905-1949年间全国各类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献资料，编成《西北地方文献索引》印行，不仅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对科学工作者来说也是功德无量的。

二

《西北地方文献索引》是一部综合性的文献检索工具书，它收录了有关西北五省（区）的政治社会、历史地理、地质矿产、农牧渔业、经济财政、文教卫生、文物考古等资料7456条，从情报学观点看，这部十六开本、拥有461页篇幅的《索引》所载信息量大，密度高，对于社会决策和科学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情报价值，是西北地区经济开拓中十分难得的情报源。不仅如此，这些文献资料中的精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情报价值将会不断提高，以至成为永久保存的历史文献。

通观这部《索引》，其情报的内容特征是明显的。

（一）选材的客观性。

社会现象、社会观念和人们的精神活动过程，都是一定社会形态下的经济关系的反映。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社会条件下，体现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索引》收录的资料，都是建国前近半个世纪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着它的时代与阶级的历史烙印，无论立场、观点、方法，在今天看来，自不能同日而语。《索引》编者之所以如此客观地揭示这部分馆藏，无非是为了振兴中华，开拓西北地区的经济而向有关科学工作者提供这种二次文献，并通过他们的深入研究，得以活化旧文献，开发和生产新情报．所以，这种选材的客观性也是符合现实科学要求的，并不是所谓“纯客观”地和盘托出，仍没有排除对资料的选择性。如在甘肃省部分中的“敦煌学”一目里，收入了向达、王重民，董作宾、姜亮夫、周一良、陈寅恪诸先生的研究文章108篇。选自解放前47种报刊。

（二）文献的历史性。

地方文献这种独特的情报源，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情报内容与特定的历史条件紧密相联，离开了对特定历史条件的分析，就不可能正确揭示它的内容实质。《索引》编者在这方面作了认真的研究和鉴别．从对西北地区的历史研究和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并使之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也具有历史价值出发，在筛选资料时，既有所批判与扬弃，又有所继承与发展。如在西北总论部分中的“军事”一目里，从《清代河湟诸役记要》到《西北国防论》．收集了内容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文献，虽则只有23篇，但通过这些文献的本身价值，亦可略窥西北地区军事之一斑。

（三）资料的综合性。

地方文献作为一种情报源，有着社会科学情报综合性的特点，这部《索引》也无例外．它共收录文献资料7456篇，其中自然科学类文献仅404篇、占《索引》文献总数的5．42%，而社会科学类文献达7052篇，占94.58%。这些社会科学情报具有潜在的和多方面的内容、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诸方面的历史和研究状况，因而对认识一方地情，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建设本地区的两个文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情报的长久性。

地方文献所提供的情报，也如其他社会科学情报一样，其寿命要比科技情报长得多。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有机整体，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识条件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既有积聚性的一面，也有往复和连续性的一面，当前的认识，虽然是前人认识的发展，却又不可能完全排斥和代替前人已有的认识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地方文献情报，就成为今人认识特定历史现象的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依据。因此，这部《索引》的编制，既然是科学的和重要的，那么，它的情报价值也将是长久的，可用性也会很强的。

看来，《索引》编者在揭示馆藏建国前报刊资抖上搜罗详尽，不遗余力。据了解，甘肃省图书馆曾于1959年编印过《甘肃地区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96-1949年，收录期刊3405种），从中作出西北地方文献资料题录8415条，主要在1966年以前分别按省（区）陆续辑成地方文献索引48种；另外，还根据北京图书馆1961年编印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年）》（收录期刊19115种），派专人赴有关图书馆调查了解，补作题录。这样，在经过长期积累的基础上，近年又组织人力将馆藏旧时报纸、期刊通检一过，再次进行鉴别、筛选、调整、补订，编就这部《索引》，实属难能可贵。

《索引》对文献的收录可说包罗万象，举凡解放前45年间全国各类报刊中有关文献资料均在选编之列，材料来源广泛，内容全面系统，大至官方文书报告，专项图表，统计数字，小至个人游记、日记、杂志，都从不同的角度予以罗致，反映了文献的真实性和适用性；在文章著述者中，既有政界人物，如戴季陶、于佑任、翁文灏、朱绍良、黄炎培、马鸿逵等，更有众多名家学者，如郭沫若、郑振锋、陈垣、顾颉刚、王重民、向达、周谷城、姜亮夫、董作宾、常任侠、王国维、罗振玉、金祖同、唐兰、竺可桢、潘光旦、何乐天、谷苞、周祖漠、唐圭璋、周一良、陈寅恪、唐长孺、裴文中、赵俪生等，充分显示出文献资料的权威性和有用性。此外，收入某些外籍学者论著的译文，也颇具参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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