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献目录的过去和对今后工作的希望

藏文典籍的目录现存最早的是九世纪初赤松德赞时编的《董塘丹噶殿译经全目》，简称《丹噶目录》，保存在丹珠尔经杂部内。录译品四百余种，其后数百年间译出的经论日益增多，至十三世纪，与八思巴约略同时的菊登日比惹墀从大都得到大量纸墨。与卫巴罗思，“王贞”南欧色译师、甲绒人江曲崩等人共同整理藏译经卷，汰复去伪，写完后置于那塘寺中，成为现在的藏文大藏经的蓝本，并由此传抄至萨迦、蔡贡塘、达垅等寺。元帝命庆吉祥等对勘蕃汉，凡有蕃文译本者均在汉文目录下注明，是为“至元法宝勘同录”，取材止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到十四世纪中叶，布敦大师（1290-1369年）在霞鲁寺重新校订甘珠尔、丹珠尔，将其全部目录附录于其名著《善逝教法史》之后，后世刊印大藏莫不取于此。至清代乾隆年间，工查布著《汉地佛教史》，指出布敦目录中经藏部分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磐的五分法和次第系取法于汉文大藏，明朝刻印的大藏较至元录少二十七帙，取舍编次均有不当云云。并将至录全部译成藏文，附于所著《汉地佛教史》书后，则是仿效布敦的作法。这是汉文大藏目录唯一的一部藏文全译本。

甘珠尔、丹珠尔两词中的“珠尔”是“译品”之意，所收绝大部分都是译品，藏族本身学者的撰述收入者极少。（唯一的例外是北京版，续入宗喀巴全书及章嘉（1642-1714）全书，其它各版都没有。）这一点与汉文和日本、朝鲜的大藏经编法是不同的。汉文大藏均以译品为正藏，本土撰述为“付藏”或“续藏”，历代陆续增人，例如明代的嘉兴藏（1589-1676年刻造）一万二千六百卷中，续藏占到百分之四十四之多。

藏文典籍在十一世纪以前以翻译为主，其后藏族本身的撰述渐多，但是在雕版印刷术未传入西藏之前全靠手抄，由于抄写者的水平不一，校对便成为很重要的一道工序。我们看到敦煌吐蕃文书及其后的许多抄本的末尾都常常记有初校、再校、三校字样，其中有些并有署名。可见是费了很多功夫的，但仍不免讹误。十四世纪中雕版印刷术开始传入西藏，这对于校对质量和流通数量两方面无疑都是很有利的条件，但这也不是短期间马上就能传播很广的，其大规模的应用是在稍后的明永乐年间。

十五世纪初，永乐帝派中官侯显等入藏，取来梵笑藏经，1411年刊成甘珠尔全部并选刊了丹珠尔里的六种最重要的论著。至于丹珠尔则是在其后近二百年之久，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才在北京添刻的，据刘若愚《酌中志》的记载只有四十二帙，是否刻全了，尚待查。永乐版是在南京刊成的（藏史记载其为铜版，待考），印刷后首先送往五台山菩萨顶，后送往藏区各地，至今仍有保存的。这对藏区雕版印刷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就在永乐版刊成后不久，帕竹王朝的执政者第斯·扎巴坚賛（1374-1432年，明封阐化王）主持刊刻了萨迦五祖全集十五帙。与此约略同时，宗喀巴逝世（1419年）后不久，乃东宗本·南喀桑布刊刻了这位大师的全集十九帙，世称甘丹旧版。这两项工程都是需要相当雄厚的物质条件和技术力量才能完成的。这标志着藏族本身的雕版印刷事业己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十七世纪初，噶玛派红帽系的第六世活佛曲吉旺秋（1584-1630 ）［有人说是黑帽系的第十世活佛曲英多吉（1604-1674））在云南主持刊刻了甘珠尔。此版后来被迁往西康里塘大寺。因而以“里塘朱版”见称，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在藏区刊印的甘珠尔最早的版本，到十八世纪二、三十年代刻印大藏之风大盛，卓尼（1721 ）、北京（1724）、那塘（1732）、德格（1733）诸版前后时间均相去不远。无论哪一种版本都延聘有著名的大师主持并撰写目录，详述源流。例如大校阅师·楚臣仁钦（1697-1774 ），司徒·曲吉窘内（1699-1775 ），嘉木祥二世·吉美旺波（1728-1792 ）等所撰，均称名著。

与此同时，个人撰述之风也更加兴盛，其作品丰富者大都由其及门弟子汇编成集，也有本人在世时编定的。各家文集之目录一般都分置于各峡之首。至于列举诸家文集并录出部分重要子目的则有十八世纪末年隆覩喇嘛（1719-1795）写的“迦当、格鲁大德文集目录”，收文集四十余家，其中布敦、宗喀巴等数家之子目校详，其它较略。作者自述某些重要学者如夏日·格登嘉措（1607-1677）等，未得见故未录，十九世纪中叶，第三世嘉木样的秘书喜饶嘉措（1779-185？）有缘进入历辈嘉本样协巴珍藏的书库，并且是个有心人，记下来编成“罕见书目”分为二十类，其最后一类为文集类，计收九十余家，其中有五十种在1959年拉卜楞寺总书录中未见，不知是否已散失。布达拉宫达赖五世（1617-1682）的书库比嘉木样达巴的更为丰富，而且至今仍未散失，可惜其目录现在已找不到。如果当初曾锲版印则造福士林不浅了。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国外编纂藏文典籍目录者陆续不断。首先是甘珠尔、丹珠尔目录的研究，已发表者至少已有六家。1961年日本影印北京版大藏经附有详细的子目，其部帙较大者并有章节目录；最后有书名的藏、梵、汉三种索引和著者索引，共四巨册，使用甚为方便。此外，各国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各大学、研究所，乃至私人所藏藏文木刻本及手写本的目录己发表者己有二十种左右，其中有个别是粗制滥造的，但总的说来他们著录的项目愈来愈仔细；包括：1．藏文书名；2．拉丁字母转写；3．梵文原文；4.汉文（或日文）翻译；5．原作者；6．译者；7．校订者；8.编号；9．开本尺寸、每页行数；10．起迄页数等等。日本东北大学的“西藏撰述佛典目录”除上列各项外还有一项英文的简单说明，并有分类索引，都很有参考价值。正因为其著录的项目细致，所以虽然所收的文集只有十六家，这部目录却长达四百余页。此书是1953年出版的。

国内首先大规模地整理藏籍目录，尤其是细录子目的，应该说是拉卜楞寺。1959年拉卜愣寺集中了该寺公私藏书数万帙，理出复本，分为十七类，油印出来的目录为八开大本近一千页，其中文集这一类就占七百页之多，成为这部目录的主要部分，共收有一百六十七家，每帙都有总页数和详细的子目；校对精细，纲笔字体亦遒劲有力，是西藏文献目录学史上空前的一次壮举。真使好学者大饱眼福。可惜当时限于客观条件，印数不多，二十年后的今天已经很难再得到了。

目前民族文化宫所收藏的藏文文集共约一百八十家，总数与拉卜楞寺相埒，内容约有十分之八相同，拉寺所无者主要是萨迦派的著作如雅德班禅·仁达瓦，绒敦·玛微僧格等人的文集等有十八种，其中有一些珍贵的写本。现在这个目录的编法大体与拉卜楞寺目录相似，不同之处是：一、加上了作者的小传，二、对排列的次序做了调整，拉寺目录原来的次序大体上与教派及时代前后有些关系，而又不甚严格，不便于查找。现在改按作者名字的字母顺序排列。另按教派及年代先后列出一表做为附录，三、子目的书名、篇名，拉目用了不少缩短的简称，我们是按封面页上的原文全部照录的。

现在的这个目录，还不能反映民族文化宫藏书的全貌，而且著录的项目也还不完备，只是粗糙的底稿。下一步进行的工作我个人现在想到的有下列几点建议，谨供参考。

（一）书名的简称——这是藏文典籍特有的一个问题，藏文书名往往很长，很不容易记住，常用的书都有过习惯上的简称。但对所有各种门类学科所习用的简称全都熟悉的学者也是很难得的，这就需要几位见多识广的学者合作才能做好，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书都有通用的简称，所以工作量不是太大的。我们希望各方面尽量提供自己所熟悉的简称，将来汇集起来成为一本“书名简称索引”。

（二）书名的汉译——众所周知，藏文典籍是个内容极丰富的宝藏，但是究竟丰富到什么程度，具体地有哪些内容则资料还不多，这些书名，这本目录里的汉文对不懂藏文的人可以提供一些原始资料。这项工作先后经过许多人之手，其中大部分出于郭和卿先生之手。郭先生是藏学耆宿，对于佛典，尤其是密宗见识广博。在汉族学者中是不多的，译文当行出色，但是书目涉及的方面很广，藏传声明、因明、医药、历算等许多专科的研究在汉族中尚未充分开展。许多术语，尤其是藏文中独有的术语，怎样能译得既信且达，尚无定论。因此，其中不免有些是还值得商讨的，又因为经手的人多，前后不免有译法不一致之处，这些都有待于改进。还有简化的问题。这一次译文的原则是逐字不漏地对译。如上所述，藏文书名往往很长，从藏文本身看，有时已不易抓住其核心要点，译成汉文后就更加晦涩，更加有必要提出一个简称，使人一目了然，但是全称的翻译究竟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再提简称，此较稳妥。

（三）分类法问题——做为一个现代图书馆的书目，书名、作者、分类三套基本目录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藏文书，分类更有特殊的重要。因为如上所述，书名目录是不容易查找的，又如下节所述，作者目录在一个完备的异名手册做出来之前，有时也难使用。因此三种目录中起作用最大的可能是分类目录，书籍数量少时粗分大类并不困难，但数量大了，就必须细分，才便于查找。外文和汉文图书的分类法，经过多年经验的积累和研究，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能够用极简单的几个号码和字母来代表层次很多的分类，使用起来极为方便。藏文典籍有其传统的分类法，与汉文的佛典又有所不同，能否和如何纳入汉文分类法的体系进一步适应国际上标准化的要求，是将来下一步的问题，暂时还顾不上。传统的分类法，大小五明，显密二乘，显乘分大小，密乘四续，显宗五论的分法各派虽大致相似，而进一步细分，则各派有所不同，何去何从有侍斟酌，即使在确定之后，具体地给每一种书分类编号，没有相当的学力也是办不到的。这是一项大家公认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