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方文献的源流、发展及特点

西北地方文献最基本的概念属性就是“西北”这一特定区域。而中华民族5000年的悠久历史在其每一发展过程中，无不与西北息息相关。相传，公元前十世纪，周穆玉就曾西巡今日新疆等地。秦一统后及汉、隋、唐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始终以西北地区为中心。张骞通西域，开拓了丝绸之路，历经汉、唐两代的经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繁荣昌盛。元朝，大蒙古帝国势力远达东欧，西北又是其活动的重要区域。清代经康、雍、乾三帝的努力，疆域北至贝加尔湖，西北到巴尔喀什湖。晚清学者曾预言：西域不保，陕甘难存，陕甘不保，则华北及京城危矣！由此可见西北地区的重要性。亦有学者论证，当西北繁荣之时，正是中华民族兴盛之日。

到了本世纪五十年代，中央政府号召“开发大西北”，西北又一度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一个热点，而今面二十一世纪，随着欧亚大陆桥的贯通，特别是中央政府作出了在世纪之交经济建设战略西移的决策，西北的崛起再度成为可能。

至于西北区域概念的形成，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由于汉、唐的政治经济中心在长安，陕甘为其直辖区，故而当时的西北区域，特指今新疆及葱岭以西之地。至南宋偏安，始称西夏及金人统治区为西北，自此西北的地域概念发生了变化。此后由于历史的发展和行政区划的更易，陕、甘、宁、青、新五省（区）所辖之地，遂成为今日西北区域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西北五省（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趋紧密，并日益显示出一体化的功能。而记录西北地区发展历史的西北地方文献，在这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日趋丰富。笔者试图就其源流、发展及特点作初步的分析。

一、西北地方文献的源流

笔者认为，西北地方文献最基本、最悠久的源流就是西北地方史志。

早在2800年以前，在镐京建都的西周，设“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史家认为这是我国方志的最早的源头之一。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现存西北方志793种，这些方志从整体上反映了西北五省（区）数千年来活动的人物、发生的事件，体现着西北地区文明的进程。

从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地记开始，西北地区现存的有《三秦记》、《西京杂志》、《西河记》、《沙州志》、《凉州记》、《三辅黄图》、《三辅决录》等。隋唐时期是方志发展的第一个高潮，编纂了许多以“图经”为主的方志。隋代的西北方志，《中国古方志考》仅录陕西二种即《京师录》和《雍州图经》，其余四省（区）今已无考。敦煌发现的唐代西北方志有《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地境》、《西州图经》、《沙州地志》、《瓜州伊西残志》、《敦煌录》、《敦煌名族志》、《寿昌县地境》、《西凉录》、《后凉录》等。宋元时期是地方志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据统计这一时期西北所修方志，甘肃22种，陕西21种，而流存今日的仅4部。其中宋代2部，北宋宋敏求纂《长安志》二十卷，南宋程大昌纂《雍录》十卷；元代2部，李好文纂《[至正]长安图志》三卷、骆天骧纂《[元贞]类编长安志》十卷。明代西北方志的纂修进入昌盛时期。这一时期西北修志多少，已无从确切统计，现存明修方志，陕西54种，甘肃19种。尤其是出现了为学者称颂的所谓明代十大名志，康海《武功县志》、吕 木冉 《高陵县志》、乔世宁《耀州志》、赵时春《平凉府志》、胡缵宗《秦州志》、张光孝《华州志》、王九思《鄂县志》、刘璞《重修鄂县志》、孙丕杨《富平县志》、韩邦靖《朝邑县志》等。有清一代，西北五省（区）均编有志书，其中以康熙、乾隆、光绪三朝纂修的方志为多。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清代方志，陕西285种，甘肃156种，青海10种，宁夏19种，新疆80种。民国时期，政府曾数次通令各地纂修方志，西北共修志书计陕西62种、甘肃57种、宁夏8种、青海31种、新疆1种。

除西北地方志书外，笔者认为，西北地方文献的另一个源流，就是学术研究成果，最直接的即为清代的“西北舆地学”和民国的“边政学”的研究成果。

清代西北舆地学，是十八世纪期间，研究新疆地理的一个学派，随着国内政治形势和学术导向的发展，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到青海、西藏和蒙古，最后与蒙元史研究合流，形成清代后期一大学术潮流。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重视、提倡，另一方面是由于乾嘉朴学考据风尚的盛行。清代西北舆地著作，从著作形式而言，一部分是清代学者的新著，以祁韵士《藩部要略》、张穆《蒙古游牧记》、徐松《西域水道记》和何秋涛《朔方备乘》等为代表性著作。另一部分是清代学者对先清西北地志著作所作的校证、考释和注疏，这类著作为数甚多。如何秋涛对《圣武亲征录》的校正，李文田、范寿金对《西游录》的注释和补阙，丁谦对《长春真人西游记》和《耀卿纪行》的地理考证等。“西北舆地学”的开创使对西北的研究进入了逐渐系统化的时期。对西北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经济文化、中西交通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巨大贡献。特别是我国西北疆域的研究，意义更加深远。从文献的记述到对文献的考证以及亲身亲历的调查研究，成就卓然。王国维先生曾列举20世纪初中国新兴五大学问，殷墟甲骨文；敦煌、吐鲁番、和田简犊；敦煌千佛洞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遗文。这五项中三项与西北有直接关系。清代的“西北舆地学”研究，到了民国时期，鉴于时势发展成“边政学”研究。当时的所谓“边政”，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为边疆政治，狭义为边疆行政。所谓边疆，一为政治意义的边疆，特指一国的国界或边界，亦即地理上的边疆；一为文化意义的边疆，特指国内语言、风俗、信仰、生活方式不同的边缘民族，亦即民族上的边疆。而“边政学”就是以政治学或人类学的观点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它所涉及的学科层面较为广泛，诸如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史学、地理学以及其他有关国防的科学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仅1941年1至5月发表的边事论文就有157篇之多，其中涉及西北的约有半数之强。此外，据1944年底的统计，自民国始所著仅有关青海的著作就有50余种。这一时期，由于“边政学”研究的倡导，对西北的研究已超越了社会科学的范畴，扩大到了自然科学，如经济地理、物产资源、地质矿产、土壤水利等领域的研究。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西北地方文献的文献源。

二、西北地方文献的发展

西北地方文献的汇集、发展及正式的图书馆西北地方文献工作开始于甘肃省图书馆。甘肃是西北地区中心所在地，东出西联，对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起着枢纽作用。甘肃省图书馆建馆以来一直以西北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早在1928年，我省著名的地方文献著述家张维先主任馆长之初，就曾呈请省政府教育厅征集各县县志以充实馆藏。此后历任馆长都曾呈请征集西北地方文献。真正确定西北地方文献工作理论基础和搜集、研究方向的是刘国钧先生，他曾明确提出：“国立兰州图书馆的目的，要做到西北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心；西北建设事业的参考中心；西北图书教育的辅导中心。”并指定“汇集西北文献；搜罗西北文物；编纂西北问题参考书目”为其特有的三项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建设更需要对西北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调查研究。 1956年，国家把地方志工作列入了全国科学规划，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编纂新方志的热潮。这项工作由于政治原因，曾一度停滞。在进入八十年代后重新启动，各类新志书相继问世。而继“西北舆地学”、“边政学”的研究之后，有关西北的研究已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西北学研究系统，特别是有关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等等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从甘肃地区社会科学机构的设置来看，西北学的研究也在逐步形成规模，如甘肃省敦煌研究院；甘肃社会科学研究院；兰州大学所设西北史地、敦煌学、西北开发综合研究所、西北人口研究所、西北经济研究室；西北师范学院所设西北历史研究所、汉简研究室、古籍整理研究所（以整理出版陇右文献为主）；西北民族学院所设西北民族研究所等，共有38所研究所（室）从事西北学的研究。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就是基于西北学的研究成果，逐步发展起来，并在时空意义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连续记载西北地区自然和人文诸多信息的集合体。其概念范畴为：西北地区（西北五省区及其自然区划、历史沿革所涉及的特殊区域）相关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社会变革；自然资源、自然生态变化等内容有关的各种类型的文献载体。其收藏重点为敦煌学及其研究资料；汉简及其考释研究资料；中西交通史（包括丝绸之路研究）资料；西北民族宗教资料；西北地方史地研究资料；西北冰川冻土、沙漠治理资料；西北地方文物的研究考释资料。

据初步统计，截止1997年底，甘肃省图书馆藏西北地方文献共计14265种。在文献类型分布上，期刊和报纸的种数相对稳定，图书所占馆藏比例逐年递增。文献整体增长率稳定，1964年至1994年平均为5．04％，1995年至1997年平均为4．88％。从学科分布来看，其增长面相对集中，并呈现较为传统的继续、1964年至1994年，增长幅度列前三位的类目依次是舆图、宗教、史地；1995年至1997年增长幅度列前三位的类目依次是舆图、艺术、语言文字。文献地区分布格局基本为甘肃占50％，陕西、宁夏、青海、新疆及西北总论之和为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