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文献的发展历程

志》、《景定建康志》和《吴郡志》等。此外，元代至元年间官修《大元一统志》，开创了全国性总志，并统一了全国志名称，在内容和体例上，为明代、清代“一统志”，打下了基础。第二，地方文献内容扩大，多学科多体裁多形式比较突出。如谱牒，魏晋南北朝已十分盛行，到宋元又有所发展，郑樵撰《通志》，内分本纪、年谱、略、世家、列传、载记共六门．其中《略》载“氏族”、“地理”、“都邑”、等二十类，总结了上古至隋唐典章制度等史迹，产生了欧阳（修）氏族和苏氏（轼）等名谱，对明清谱牒体例产生了深远影响；宋元掌故文献较多，如朱弁《曲洧旧闻》、叶梦得《石林燕语》、何远《春渚纪闻》、徐度《欲扫编》、苏籀《栾城遗言》，庞元英《文昌杂录》等，专记一地或多地掌故典制；地理学中的杂志、专志、山水、游记等方面的地方文献也逐渐增多，如宋吕颐浩《燕魏杂记》、金玉寂《辽东行部志》、程大昌《雍录》、宋敏求《长安志》、曾极《金陵百泳》、李俊甫《莆阳比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方信孺《南海百泳》、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周必大《吴郡诸山录》、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周密《湖山胜概》、陆游《入蜀记》等，这些内容广泛的地方文献，在明清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医药等科技方面的地方文献，此时亦已出现，如元代陆泳《吴下田家志》、宋代宋子安《东溪试茶录》、杨天惠《彰明附子记》、蔡襄《荔枝谱》、周师厚《洛阳花木记》、范成大《桂海虫鱼志》、元费《蜀锦谱》、《蜀谱》、《宋歙州砚谱》等；宋元郡邑文学文献己大量出现，除个人诗文集外，还有郡邑总集，如郑虎臣《吴都文粹》、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程颢《河南程氏文集》、司马光《洛中耆英社》、朱熹《南岳倡酬集》等。地方艺文集从此成了地方文献的重要部分。第三，开创了地方著述书目和编辑郡邑丛书的先河．宋嘉定年间高似孙撰《剡录》，是记述今浙江嵊县的史志文献，该书首列“县纪年”，按时间先后记述该地大事，成为志书设大事记的先例。同时，书中还收录侨寓著名学者阮裕、王羲之、谢灵运等十四人的著述及阮、王、谢三氏家谱的名目共四十二种，也开创了志书记载本地人著述书目和侨寓名人有关本地艺文的先河，为后世所效法。宋代还出现了郡邑氏族丛书，如宋朱熹辑《河南程氏全书》、黄汝嘉辑《晁氏三先生集》等。

元代地方文献也有一定的发展，仅以方志为例，元代共编纂了一百九十多种志书，其中地记九种，图经六种，方志一百四十二种，可看出方志已上升到压倒性地位，完成了由图经向方志的全面过渡。同时，元代戏曲在我国文学史享有重要地位，产主了一批著名的戏曲家，他们所编撰的戏曲，有不少取材或源于地方掌故和传说，也具有地方文献的性质。如关汉卿。他是我国元代戏曲剧作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杂剧和散曲，其代表作《窦娥冤》，就是描写东海一个弱小无靠的寡妇窦娥，在贪官姚杌的迫害下，被为“药死公公”而斩首示众。作者以“人命关天地”的高度社会责任感，提出了封建社会里“官吏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这个带普遍意义的问题，抨击和控诉了封建制度的罪行。他曾去过当时南方戏曲演出的中心杭州，写有《杭州景》套曲，到扬州写曲赠珠帘秀，有“十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句。此外，元代作家尚仲毅撰写的《洞庭湖柳毅传书》、王实甫《西厢记》、扬显之《秋夜潇湘雨》、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等，这些都属地方文献。

4 地方文献的完善时期

明清两朝及民国，为地方文献完善的重要时期，而且能保存下来的地方文献也较过去为多。它具有鲜明的特点：（一）为方志与族谱纂修鼎盛时期。据《明太祖洪武实录》记载，朱元璋建立政权不久，就命儒臣魏俊明等“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未。”后来明永乐、景泰、天顺以及清顺治、康熙、乾隆等年代，皇帝都用行政手段，规定全国各地都要普遍修志，形成了全国（一统志）、省、府、州、县以及乡镇方志系统，而且许多名人学者都参与修志，如康海、黄佐、顾炎武、黄宗羲、段玉裁、章学诚、孙星衍等，产生了一批名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明清两朝，计修志六千多种，约占历朝八千多种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可见其规模之大，发展之平衡。明清时期纂修族谱也十分普遍，不仅大姓望族修谱，而且小姓新迁族也修谱，主要目的是追逐思根源，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据笔者对广东籍姓氏族谱的调查，现在国内外公藏达近二百个姓氏二千余种谱牒，其中明清所修族谱约占百分之七十。（二）编辑地方文献丛书。即郡邑丛书。明清继古代风气，出现了大量以地区为范围，专记一地历代文献或专收一地一族先人著述的丛书，如明天启三年（1623）海盐知县樊维城所辑海盐历代文献的《盐邑志林》，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一县丛书。此外，还有王灏《畿辅丛书》、吴兰修《岭南丛书》、陶福履《豫章丛书》、赵尚辅《湖北丛书》（以上为一省丛书）、盛宣怀《常州先哲遗书》、丁丙《武林掌故丛编》、陆心源《湖州丛书》（以上为一府一州丛书）、鲁光《浦山丛书》、孙福清《木隽李遗书》、祝昌泰《萧城遗书》、羊复礼《海昌丛载》（以上一县丛书）以及方昌翰《桐城方氏七代遗书》、水嘉谷《四明水氏留硕稿》、戴辰《丹徒戴氏丛刻》、曹曾矩《洛阳曹氏丛书》（以上为氏族丛书）等等。地方丛书的编印为地方文献的收集、保存打下了良好基础。（三）出现了一批地方文献的研究者，如广东香山黄佐，他以明正德进士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时人称他为“泰泉先生”，一生著述宏富，多为乡邦文献，如《广东通志》、《广州府志》、《罗浮山志》、《泰泉乡礼》和《黄氏家乘》等近四十种，这在粤人中是少有的，故著名学者冼玉清教授首称黄佐为“广东文献学者”。明代遗民屈大均，一生坎坷，乃孜孜不倦从事著述，他实地考察和收集史料，撰写了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价值很高的《广东新语》，并以极大激情，编辑了《广东文集》、《广东文选》等桑梓文献；同时，他对广东文献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定深度（将另文评述），类似黄佐、屈大均的情况，各省各地均有。

民国时期，除继续纂修方志，族谱等主要地方文献类型外，编印地方丛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果说，封建社会编印郡邑丛书主要以个人承担外，那么，民国时期则逐渐转为机关团体为主。如广东丛书编印委员会的《广东丛书》，国立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辑印《东北文献丛书》，山西文献委员会的《山右丛书初编》，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编纂委员会的《吴中文献丛书》、绍兴公报社的《越中文献辑存书》、宜黄县文献委员会的《宜黄丛书》、海南书局的《海南丛书》等，这些都是以机关、团体所辑印的丛书。在湖北，以石荣璋、刘契园等人组织的“楚学精庐”，专门搜集、整理地方文献。鲁迅先生曾编辑过《旧绍兴八县乡人著作目录》，著录乡邦文献八十多种。为研究浙江地方文献提供了重要资料，他还情有独钟地整理了唐刘恂撰《岭表录异》，作了校勘和补遗，1983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以“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出版。

5 地方文献的发展时期

新中国的成立，使我国地方文献工作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地方文献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党和政府对地方文献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1956年，周总理视察云南省图书馆，并在云南召集的两次座谈会上，对图书馆和地方文献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十二年科学规划，图书馆要及时准备充足的粮草，为科研提供资料。”他还特别提出：“图书馆应将本地区的地方志尽可能收集完全，对其他有关地区历史、地理的文献，也要予以足够的重视，要积极地利用地方文献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58年8月9日，周总理在北戴河接见北京大学教授邓衍林时提出：“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除编印全国性的总书目外，还要根据科学家的需要。进一步把历史文献中的科学技术等重要资料，用最新最科学方法，有系统地迅速地整理出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关于各地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可是查起来，就非常困难。所以我们除编印全国所藏方志目录外，还要系统地整理县志中及其他书籍中有关科学技术资料，做到‘古为今用’”。周总理上述指示，为我国地方文献工作指明了方向。

建国后的十六年（1949-1965），我国地方文献工作基本处于健康发展时期。如地方文献普遍受到重视，成为省市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十分注意地方文献特别是地方革命文献的收集；充分发挥馆藏地方文献的作用，为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服务。但这段时期也出现了一些起伏和失误，例如，由于“大跃进”的影响，地方文献工作不可避免地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存着片面追求高指标的现象；在五十年代末期的所谓对资产阶级学术批判中，对杜定友先生《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讲稿的观点提出了“意见”，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有的图书馆，对热心为图书馆收集谱牒的同志，认为是搞封、资、修，也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使地方文献工作一度出现混乱。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1966-1976 ）地方文献工作更是受到干扰和破坏。而所有这些缺点和错误，都不是地方文献工作的主流。因为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地方文献工作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主要表现在：

（1） 地方文献工作重新受到重视。1982年文化部颁布了《关于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对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利用作了明确的规定，为地方文献工作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而各省、市、县行政领导部门，也相应发了文件和通知，如广东省人民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湖北省随州市人民政府、荆门市人民政府等就颁发了关于做好地方文献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规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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