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文献的发展历程

摘要：我国地方文献源远流长，它主要经历了萌芽、创始、调整、完善、发展几个历史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内容和特点。这对探索地方文献发展规律，对开展地方文献工作与研究，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作为信息资源组成部分的地方文献，它对区域经济与文化建设具有较大作用，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我国地方文献的产生与发展，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有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元，由雏形到完善的发展历程。它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值得我们思考与探索。

l 地方文献的萌芽与产生

地方文献的产生，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我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典籍。文献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与总结，只有出现了文字，才能产生大量文献，现在公认我国最早的文字是殷商甲骨文，甲骨文也就是商代史官所使用和保管的文献。至于《论语》说夏代已有文献，因无实物可证，尚待考究。但《论语》有“文献不足，故也”句，首先提出了“文献”词语。因此，地方文献的产生：我们可以从《周官》（周礼）去考证。该书主要记载西周各种政治制度，并极为纤悉具体。内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历史上许多名家对此书作过注解，如明人黄佐说：“保章之辨封域，春官统之；职方之图民物，夏官统之；司民之登版，秋官统之；匠人之援田，冬官统之。”[1] 这些不同职能的官吏，分别掌管“方、策、版、简”。如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其中“系”与“世”，它们是二回事，“系”指姓氏学，“世”指谱牒学，二者在中国历史发展都有极丰富的资料，并成为专门之学。据现代著名汉学家饶宗颐先生考证，中国之谱牒，远在三代已相当成熟。又如外史“掌四方之志”，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认为即诸候国之志书，如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之类，是一国之史志。当时老聃为“周守藏室之吏”以及子夏等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家书”等，都属文献，而且从某一意义上说，乃具有地方文献的属性。所以，地方文献在周代已经存在。台湾学者鲁荡平、石钟先生等，都持此看法，如石先生认为：“地方文献，在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上，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周礼春官宗伯：‘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可见，我国最古保存历史文献的人，多为典守官府图籍之官，而此种图籍，即为各地方各时代之各种文献。”[2]鲁先生也认为地方文献“肇始于东周列国之季世”。[3]这些古代以地方史、地方志、谱牒、姓氏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文献，由于时代久远而失传，但甲骨文记之确凿，仍可作为我们考察研究地方文献之滥觞。

2 地方文献的创始时期

这个时期地方文献内容比较简单、载体形式多为简帛，以官方文献为主。秦汉时，我国版图统一，经济得到一定的繁荣发展。汉武帝曾下令要求各地方官员把记载当地物产、贡赋和交通等资料随同“计书”上交太史保存。到成帝对，又命官吏整理了各地的风俗，由刘向汇总，将全国各行政区和分野进行了整理。后来兰台令史班固，便利用兰台所藏和刘向等所整理的资料，以郡国县道为纲，分别记述了各地的建置沿革、山川水泽、聚落关塞、户口物产、盐铁工商、风俗文化等内容，写成了《汉书·地理志》．可以说，班固的研究成果，主要来源和依据各地的地方文献。《隋书·经籍志》认为班固对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于是“郡国之书，由是而作”。因此，梁启超认为，自汉以后，文献日益增多，大致可分为图经、政记、人物传、风土纪、古迹、谱碟、文纪等七种。这些无疑主要是地方文献。

魏晋南北朝对地方文献工作有所发展，最突出的是地记和谱牒文献盛行。地记最早出现于西汉，至西晋、南北朝盛极一时。它是方志的雏形，内容比较简略，除山川、疆域、古迹、人物、风土等外，神话和传说成份较多。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统计，，地记在三国时仅有十四种，两晋达四十三种、南北朝增至五十种。可惜大部分地记佚亡无可考，其中尚存或后人辑录者，计有晋佚名氏《太康地记》、任日方《地记》、罗晗《湘中记》、盛弘之《荆州记》等。地记形式很多，如专记人物的有《京兆耆旧传》、《陈留耆旧传》、《广州先贤传》等；专记风土的有《临海风土记》、《交州异物志》、《南阳风俗记》等；专记古迹的有《洛阳伽兰记》等；专记道里的有《西京道里记》、《晋地道记》；专记城池的有《国都城记》、《三辅黄图》等；专记文征的有《江左文章记》等。此外，还有综合性的地记，如著名的顾启期《娄地记》、阮籍《宜阳记》、仁显《华阳记》、张渤《吴地记》、陆机《洛阳记》、谢灵运《永嘉记》、刘澄之《鄱阳记》、斐松之《广州记》以及王韶之《始兴记》等。

族谱是以家庭、家族或宗族的世系为主要内容的文献，它的起源可追溯远古，自从人类确立了“单偶婚”制（即一夫一妻制）后，便形成以母系或父系为中心的氏族或家族人群，而且在氏族、家族所处的社会地位中，婚姻，权力等都与姓氏、辈份有关。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王位与贵族封爵传子的世袭制的确立，特别是商末周初宗法制度的确立，人们对姓氏、世系的区分，更显严格和重要。战国时期的屈原，曾任楚国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了从禹至帝履癸（桀）的十四系门帝。先秦除王室盛行修谱外，民间大姓或贵族也修谱，但谱牒能流传至今的，仅为《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和清泮林辑本《世本》，它体现了谱牒的“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继世族”的传统功能。汉代族谱，见诸记载的有《扬雄家谱》、《邓氏官谱》和颖川太守卿氏《万姓谱》。魏晋南北朝谱的兴盛，是因为当时盛行“九品中正制”，形成了贵族等级鲜明的门阀士族制度，谱牒便成为门第的依据和身份的佐证，因此，推动了全国望族竞相修谱，形成了众多的谱牒文献。并涌现了毕生从事族谱纂修与谱学研究的学者，其中佼佼者为东晋贾弼及梁王僧孺，世称“贾氏谱学”和“王氏谱学”，成为我国著名的谱学世家。故宋郑樵《通志氏族略》篇说：“自隋唐以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谱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于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秘书有滥，则科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迈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由此可见，当时谱学之盛和谱书之多。魏晋南北朝的谱学对隋唐以后各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数量繁多、继承性强、史料价值高的谱牒文献。我国现已着手编纂（公藏）《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约收录两万多条家谱款目，台湾学者李忠道近年推出《中华氏族姓氏源流族氏大全》，约集九千余姓，充分反映谱牒文献在地方文献的地位和作用。

3 地方文献的调整时期

隋唐以降，我国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出现了政治和经济的昌盛时期。隋大业中，隋炀帝下令“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4]从而产生了《区宇图志》、《洛阳记》、《荆州记》、《诸郡物产土俗记》、《诸州图经集》等地方文献。而“图经”这种方志文献，在隋唐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规定各州郡每三年一次编造图经送职方（后改为五年一送），遇有山河改移等情况，则要随时报告。[5]这就为定期编方志和系统地积累地方文献，确定了制度，并为我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大规模、有组织的官修志书，奠定了基础。此时图经遍及全国，数量甚多，既有只记一地的，也有综记全国的，其体例和内容比地记都有所发展。如地方性图经，隋代有《陈州图经》、《固安图经》、《隋州图经》等；唐代有《夷陵图经》、《京西京北图经》、《茶陵图经》、《岳州图经》、《邵阳图经》、《湘阴图经》、《润州图经》等，可惜这些志书，早已不复存在，现存最早的图经，只有十九世纪末在敦煌发现的唐代《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但都被法国人掠去。据罗振玉考证，约编于唐开元天宝年间的《沙州图经》，从残卷内容看，除记载当地行政区划和机构外，对天象、干旱、渠泽、堰堤、驿道、县学、社坛、寺庙、古城、祥瑞、歌谣、古迹等，也有所记述，特别对水利、湖泊、城塞、驿道等方面，可补它书记载的不足。而编于唐乾元年间的《西州图经》，仅残存四十六行字；记述道路、窟寺院塔等，虽文字不多，但资料价值较大，故罗振玉曾赞叹：“此寥寥四十余行，而已有裨考古而此，若得全卷，所得当何如耶？”此外，还有唐赵元一《奉天录》、沈亚之《新城录》和罗隐《广陵妖乱志》等史书、白居易《洛中九老会》、殷王番《丹阳集》等郡邑艺文以及农书、医书等地方文献。同时，隋唐的统治者，已善于利用地方文献治理国家。如《隋书·经籍志》说：“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风气所生、刚柔、轻重、饮食、衣服各有共性，不可迁变，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故曰‘广谷大川导制，人居其间异俗’”。可见，古代封建统治者会审时度世，懂得利用地方文献，并通过收藏与研究，总结出经验教训，制订出新的统治政策。

在宋元四百多年中，有过兴衰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雕版印刷业的兴盛，有力地促进地方文献工作的开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第一、作为地方文献重要类型之一的地方志，到宋代，方志的名称、内容和体例已基本定型，并取代图经。内容篇目已超出地理范畴，涉及历史、社会、经济、人物和科技等学科。并在宋徽宗大观年间，设“九域图志局”，开后世国家设局（机构）修志的先河，宋元编志书三百多种，产生了一批名志，如《咸淳临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