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治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人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完善和全新发展。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高度概括了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 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社会文化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段论述，指明了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依据上宪法和法律，客体是国家事务，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并使其具有极大的权威。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这里使用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概念，而不再使用此前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概念。“法治”与“法制”一字之差，但其本质涵义差别极大。“法治”即法学界所说的“水治”，须以人民民主和人民主权为基础，与“人治”相对立，是一种独立的治国目标和价值目标，体现着法律至上的精神观念；而“法制”则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即法学界所说的“刀制”，是一种手段和工具，既一国现行法律规范的总和；而“法治”则为动态概念，即立法、守法、执法、司法的诸过程。因此，为了更为准确地反映现代法治的内涵和价值标准，党的十五大报告和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均正式使用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准确表述。一字之改，反映了对邓小平法制理论的发展和观念的提升。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这就将“依法治国”从治国方略的手段层次，上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目标的目的层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之内。为了牢牢把握依法治国的核心和重心是依法治官、治权、治理国家机器的本质，《十五计划纲要》要求“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对“依法治国”概念加 以具体化的阐释。“依法治国”思想最终成为一个科学体系。
针对十五大以来德治弱化的情况，以及法治建设中存在的“执行难”和“钻法律的空子”等问题，江泽民在2001年提出了“德治”的主张。他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法、治建设，属于政法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我们应该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以德治国”的提出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完善和补充。首先，立法需要以道德为基础。法律道德的主要来源之一是认可重要的、基本的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也应是先进的道 德规范。只有这样，法律才能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和信仰，从而获得顺利实施的可能。其次，执法也需要以道德为基础，公正、准确地把握立法的宗旨，合理、恰当、及时地裁决办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的素质。执法者的道德素质低下，就可能滥用权力，出现合法不合理的现象，甚至造成冤假错案。因此，提高执法者的道德素质是保证法律的效力、公正的重要途径。第三，守法更需要以道德为基础。一个法治社会，守法应当是法律实施的基本的、大量的形式，外在的法律规范只有在转化为大多数人内在自觉时，才能达到法的自觉遵守。道德素质高可以自觉履行法律义务，维护法律尊严。道德素质低就可能不自觉守法，逃避法律监督.在社会调节手段、社会关系调整方式上，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二者结合的好，则相得益彰，事半功倍。结合的不好，法律就失去了道德基础，道德失去了法律的支持，就会事倍功半，不以达到预期效果。
总之，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民主法制的思想，奠定了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奠定了治国方略根本性转变的基石。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在依法治国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在继承中又不断的加以探索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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