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钧一“发”——大学生权利论纲
尔．《论自由》）。杜辅导员祭起“大众习惯”的大旗，正是以“社会的暴政”阉割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理性的命根。
第二，说“影响本校学生的文明形象”，无疑是把教育塑造成了一种“形象工程”。刻意注重外表，苛求传统规范，其结果是顾此失彼，忽视了对学生内涵和深度的培养与教育。长发、短发只是审美情趣的问题，不能以此作为道德判断的依据。把自己理解的“美”说成是“文明”，是以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与国际社会的霸权主义行径同出一辙。本文作者少习绘画，深感画家与画匠的区别正在个性之张扬。当然个性不一定要刻意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个性是“因”而非“果”。然而是因是果，外人常难判断，当事者本人也未必清楚。对于学校而言，是因是果都应予以尊重而不是扼杀，如果连这点起码的人文关怀都没有，何谈培养跨世纪人才！这样一种扭曲的教育环境，只能培养蠢才和奴才。北京大学容纳了辜鸿铭的发式以“兼容并包”而享誉；辽宁师范大学却是以留长发则停学而扬名。此二种境界高低立判，究竟是学生的长发令学校蒙羞，抑或学校的胸襟狭隘、观念陈腐和独裁专制使其恶名远扬，也是不言自明。
第三，泱泱我中华，悠悠五千载，我们华夏子民一直留长发，短发成为“大众习惯”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当年剪掉辫子，没有恢复束发传统，或与当时的世界潮流接轨。然欧美各国留长发的绅士举袖成云，何况有尊重个性的传统和个人本位的理念，整齐短发之举似不可能习自欧美，倒极有可能从我们的近邻日本处引进。穷兵黩武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整齐短发追求一统，恰好被我们的独裁者“洋为中用”。于是千人一面的背后，是奴役与服从。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因为八年抗战而惨败，其短发文化却为我发扬光大，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武力进攻不成，就干脆从思想渗透的角度入手，这个日本版的“和平演变”战略，从宣扬大日本帝国的短发文化起步，可谓“随风潜入夜”，高明之极也可怕之极，斯不可不察也。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留什么发式，完全属于私权利的范畴，不是公权力应当介入的问题。关于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争论颇多。本文作者认为两者间主要是一种契约关系，同时高校作为经授权的行政主体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权。（参见：陈朝晖．《论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载《理工高教研究》2004年第3期）。从契约关系的角度出发，学校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学生；从权力——服从关系的角度出发，学校在法有明文授权的前提下才可以行使相应的权力。然而许多大学的现实是，校方一时心血来潮或者大脑发热，一个有关学生切身利益的规定就出笼了，学生只有服从的义务，其权利空间被强行挤占，这样的教育是畸形的，也是对法治的背离。而学生面临校方朝令夕改的突发奇想，就像被太监强奸一样——反抗是痛苦，不反抗还是痛苦。
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逐步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对等，以权利制约权力。因此，明确学生权利是高校法治建设的中心环节。确认和保障的学生权利的广泛性、真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学生管理“法治化”的进程。
学生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公民，本身就享有宪法和法律确认的人权。同时，作为一个学生，又享有基于法律特别保障的权利以及基于与校方的民事契约而确立的权利。
《俄罗斯联邦教育法》第五章中，首先规定学生的权利与社会保障。其中学生的权利包括：接受符合国家教育标准的教育；在该标准范围内按个别教学计划进行学习；参加速成班学习；享受补充教育服务；参与教育机构管理；其人格得到尊重；信仰自由和信息自由；自由表达个人观点和信念。可见，该法对学生权利的规定是十分广泛的。
有关学生权利的立法，可以分为宪法——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大学法（校规）三个层次。（参见：陈朝晖．《论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载《理工高教研究》2004年第3期）。我国《宪法》规定了广泛的人权，《教育法》在第四十二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一）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高等教育法》针对学生权利的规定十分粗糙，没有自成章节，仅在第六章中零星可寻，这是远远不够的。要实现学生管理之法治化，必须在国家立法中专章规定学生的权利。鉴于我国的国情，对宪法已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人权，教育立法也应加以重申和具体化。同时要规定各学校的校规也必须明确写明国家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学生的权利。这么做并非画蛇添足，而是情非得已，因为没有哪个学校情愿告知学生其权利，却对宣扬自己制定的校规不遗余力。
具体而言，学生的权利既包括公法上的权利，也包括私法上的权利。
（一）接受教育和服务权
学生缴纳学费，与校方达成契约之初衷，便在于接受校方提供的教育与服务。因此这是学生最基本的权利，校方必须满足学生的要求，否则就应受到惩罚。比如日本《学校教育法》第13条规定：学校不授课达6个月以上的，主管部门可命令关闭学校。
目前我国存在的问题是，校方提供的教育和服务质量堪忧，即不完全履约。比如某音乐学院请不具备教师资格的研究生为学生上课，致学生音带受损。而在服务方面，可指摘者更多，突出表现在校方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对其聘用的勤杂人员不强化服务意识，令这些人狗仗人势，作威作福。
（二）休息权
在国外，休息权同人格尊严一样受到尊重。我国宪法也确认了该项权利，但高校管理者对此重视不够。例如有些高校要求学生晚上上自习，就是对学生休息权的践踏。此外还有在节假日召集学生开会、组织学生劳动等，都是违法行为。
（三）平等权
西塞罗把“使全体社会成员平等”作为法的目的，平等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在学生管理中，其含义是：学生与校方工作人员平等的享有权利，平等的履行义务。而在现实中，管理者并不将学生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主体，而是视其为自己的奴仆，甚至可任由自 《千钧一“发”——大学生权利论纲(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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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说“影响本校学生的文明形象”，无疑是把教育塑造成了一种“形象工程”。刻意注重外表，苛求传统规范，其结果是顾此失彼，忽视了对学生内涵和深度的培养与教育。长发、短发只是审美情趣的问题，不能以此作为道德判断的依据。把自己理解的“美”说成是“文明”，是以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与国际社会的霸权主义行径同出一辙。本文作者少习绘画，深感画家与画匠的区别正在个性之张扬。当然个性不一定要刻意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个性是“因”而非“果”。然而是因是果，外人常难判断，当事者本人也未必清楚。对于学校而言，是因是果都应予以尊重而不是扼杀，如果连这点起码的人文关怀都没有，何谈培养跨世纪人才！这样一种扭曲的教育环境，只能培养蠢才和奴才。北京大学容纳了辜鸿铭的发式以“兼容并包”而享誉；辽宁师范大学却是以留长发则停学而扬名。此二种境界高低立判，究竟是学生的长发令学校蒙羞，抑或学校的胸襟狭隘、观念陈腐和独裁专制使其恶名远扬，也是不言自明。
第三，泱泱我中华，悠悠五千载，我们华夏子民一直留长发，短发成为“大众习惯”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当年剪掉辫子，没有恢复束发传统，或与当时的世界潮流接轨。然欧美各国留长发的绅士举袖成云，何况有尊重个性的传统和个人本位的理念，整齐短发之举似不可能习自欧美，倒极有可能从我们的近邻日本处引进。穷兵黩武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整齐短发追求一统，恰好被我们的独裁者“洋为中用”。于是千人一面的背后，是奴役与服从。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因为八年抗战而惨败，其短发文化却为我发扬光大，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武力进攻不成，就干脆从思想渗透的角度入手，这个日本版的“和平演变”战略，从宣扬大日本帝国的短发文化起步，可谓“随风潜入夜”，高明之极也可怕之极，斯不可不察也。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留什么发式，完全属于私权利的范畴，不是公权力应当介入的问题。关于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争论颇多。本文作者认为两者间主要是一种契约关系，同时高校作为经授权的行政主体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权。（参见：陈朝晖．《论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载《理工高教研究》2004年第3期）。从契约关系的角度出发，学校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学生；从权力——服从关系的角度出发，学校在法有明文授权的前提下才可以行使相应的权力。然而许多大学的现实是，校方一时心血来潮或者大脑发热，一个有关学生切身利益的规定就出笼了，学生只有服从的义务，其权利空间被强行挤占，这样的教育是畸形的，也是对法治的背离。而学生面临校方朝令夕改的突发奇想，就像被太监强奸一样——反抗是痛苦，不反抗还是痛苦。
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逐步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对等，以权利制约权力。因此，明确学生权利是高校法治建设的中心环节。确认和保障的学生权利的广泛性、真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学生管理“法治化”的进程。
学生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公民，本身就享有宪法和法律确认的人权。同时，作为一个学生，又享有基于法律特别保障的权利以及基于与校方的民事契约而确立的权利。
《俄罗斯联邦教育法》第五章中，首先规定学生的权利与社会保障。其中学生的权利包括：接受符合国家教育标准的教育；在该标准范围内按个别教学计划进行学习；参加速成班学习；享受补充教育服务；参与教育机构管理；其人格得到尊重；信仰自由和信息自由；自由表达个人观点和信念。可见，该法对学生权利的规定是十分广泛的。
有关学生权利的立法，可以分为宪法——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大学法（校规）三个层次。（参见：陈朝晖．《论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载《理工高教研究》2004年第3期）。我国《宪法》规定了广泛的人权，《教育法》在第四十二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一）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高等教育法》针对学生权利的规定十分粗糙，没有自成章节，仅在第六章中零星可寻，这是远远不够的。要实现学生管理之法治化，必须在国家立法中专章规定学生的权利。鉴于我国的国情，对宪法已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人权，教育立法也应加以重申和具体化。同时要规定各学校的校规也必须明确写明国家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学生的权利。这么做并非画蛇添足，而是情非得已，因为没有哪个学校情愿告知学生其权利，却对宣扬自己制定的校规不遗余力。
具体而言，学生的权利既包括公法上的权利，也包括私法上的权利。
（一）接受教育和服务权
学生缴纳学费，与校方达成契约之初衷，便在于接受校方提供的教育与服务。因此这是学生最基本的权利，校方必须满足学生的要求，否则就应受到惩罚。比如日本《学校教育法》第13条规定：学校不授课达6个月以上的，主管部门可命令关闭学校。
目前我国存在的问题是，校方提供的教育和服务质量堪忧，即不完全履约。比如某音乐学院请不具备教师资格的研究生为学生上课，致学生音带受损。而在服务方面，可指摘者更多，突出表现在校方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对其聘用的勤杂人员不强化服务意识，令这些人狗仗人势，作威作福。
（二）休息权
在国外，休息权同人格尊严一样受到尊重。我国宪法也确认了该项权利，但高校管理者对此重视不够。例如有些高校要求学生晚上上自习，就是对学生休息权的践踏。此外还有在节假日召集学生开会、组织学生劳动等，都是违法行为。
（三）平等权
西塞罗把“使全体社会成员平等”作为法的目的，平等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在学生管理中，其含义是：学生与校方工作人员平等的享有权利，平等的履行义务。而在现实中，管理者并不将学生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主体，而是视其为自己的奴仆，甚至可任由自 《千钧一“发”——大学生权利论纲(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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