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的法律相对论

有严格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而对惩处职务犯罪方面的规定则过于严格，现在的制度把预防职务犯罪的希望放在了严厉的惩罚措施的威慑性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干部的腐败问题也日渐严重，已经从经济领域发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人事、司法、教育、医疗、部队、媒体，凡是存在权力的地方就会有腐败，人们已经无法找到哪一个领域还是纯洁的。
在很多时候，人们已经把办事就要送礼看作是很正常的情况。要从手中握有权力的人中间找到一个从没有喝过别人一口水，没有吸过别人一支烟的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有，他周围的人一定会觉得这个人有点不正常。这不能说所有手里有权的人都是坏人，实际上这其中有很多人也很善良，也很有正义感，也有很多人是乐于助人的，并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像其他人一样痛恨腐败现象。如果要用绝对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没有人是称职的，但是如果用一个符合实际的标准，我们会看到，干部中间的主流也和所有其他人一样是好的。
这个符合实际的标准就是，分析某个干部善恶的时候，除了要考虑他做了什么，还要考虑到现实的制度的因素，还有人的本性的因素。人是有本性的，每个人都会有追求物质的或非物质方面满足的欲望，这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推动力，也是生物之与死物的天然存在的区别。但是，我们现在的制度却没有考虑人的本性中天然存在的欲望。不用制度正确约束人的欲望，而在道德上要求人们都能够排除欲望的引诱，在法律上对人自然存在的欲望给予打击，这样起不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就像要水朝哪个方向流一样，只有用高低的落差辅以堤堰的引导才能做到，不遵从客观规律是达不到目的的。只有承认人的本性中自然存在的欲望，给以适当的约束和引导，才能使人的欲望发挥积极的有益的作用。就像鲧和大禹治水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靠围堵治服不了洪水，用疏导才能让洪水听命于人。鲧的失败不在于他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也不在于他没有足够的决心，而是他没有按照客观规律使用正确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只有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按照我们的意愿改造客观世界。
这一不完善的制度的结果就是，虽然对贪污腐败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枪毙的腐败干部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但腐败现象却愈演愈烈。我们的干部真得就有这么坏吗？坏到唯利是图，连死都不怕？当然不是，他们和所有其他人有一样的喜怒哀乐，也有一样的本性，也和所有人一样，绝大多数人的本性中善良是多于邪恶的。如果某个干部在腐败的过程中是相对被动的，他和与他处在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地位的人相比没有多大的差别，我们就不能说这个干部就有多么坏。如果在我们的社会中处于某种地位的人在我们的眼里大都是罪恶的，那么我们不能说这些人的本性都是罪恶的，只能说他们的罪恶是我们的制度造成的必然结果。“罪恶”在一个社会中只应当适用于极个别成员，如果这个比例超出了“极少数”的范围，那就不是个人的罪恶了。在一个缺乏监督和制约的制度下，在人们的本性还有欲望、思想境界还不能达到无私的程度时，某些犯罪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这只能被称为制度之罪，而不能简单的归为人之罪。加上中国的制度缺乏透明性，没有对所有的实施公务行为的程序都公开，没有对所有掌握重权的人的财产状况公开，没有普遍而有效的审计制度，这使得现在对职务犯罪的查处，简直就是随手一抓，逮谁是谁，结果有些犯小错的被惩处了，犯大错的倒没事，这也使刑罚对预防犯罪的作用被严重地削弱了。再考虑到纪检部门也会存在的腐败问题，可能会不以罪行轻重作为查处的依据，那么现有的对预防和惩处职务犯罪的制度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就相当有限了。
对现实有一个清醒理智的认识继而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评价干部的标准，这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思想基础。要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必须要对中国的现实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从实际出发提出解决办法。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的干部队伍，和革命战争时期、建国初期的干部队伍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在廉政和干群关系方面都大不如前。但是，这不能说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已经彻底腐败变质了，毕竟今天的干部所处的环境和那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今天的群众不也已经不像当年的群众一样朴实善良了吗？解放初期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盲目的崇拜和狂热不再有了，群众已经在政治上变得成熟而理智。不清醒的认识现实，继续固守完美主义标准，会把绝大多数干部归于对立面，这样不利于解决腐败问题，不利于干部队伍朝好的方向发展。靠宣传没有一点瑕疵的正面典型，已经不能起到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的作用了。和现实相距太远的典型，让人觉得没有一丝人间烟火气。人们觉得自己难以做到的也就不去费力学了。不符合实际的宣传还会产生负面作用，人们变得口是心非、表里不一。我们从报上可以看到，有不少干部一边义正词严的在开会时训诫下属讲正气、拒腐蚀，一边在背地里贪污腐化。不切实际的宣传不仅不能起到正面作用，甚至使一些干部连对反腐败的信心都没有了。
解决腐败问题的人的基础在于我们的干部主流还是好的，而且我们的干部群众都有解决腐败问题的愿望，即使是在群众眼里小节有亏的很多干部，也是痛恨腐败的。腐败在中国只是制度不完善导致的后果，完善监督和制约机制，腐败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要解决腐败问题，我们要认识到，干部队伍中真正彻底堕落不可救药的是极少数，但是存在这样那样一些小问题的是多数。和所有人一样，彻底的完人和彻底的恶人都是极少数，占绝大多数的是并不完美的普通人。在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诱惑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难以拒绝的。在有了完善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的环境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然会成为可以信赖的干部。对腐败官员区分主从轻重，对于那些由于制度不完善而犯罪，主观上并不具有严重罪恶的人，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刑事责任。这并不是说他们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不用承担相应责任，而是把这种行为原来规定的刑事责任转变为民事或行政责任，由他们承担对他们行为所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或者对他们的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分。
中国的政权是无产阶级或者说是人民民主专政，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民是国家的统治者，这是社会主义中国

《反腐败的法律相对论(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