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竞争导论(上)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晓电脑、电视新闻制作以及广告设计。他们以此为职业，在竞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西方政治竞争的本质、特色及影响
（一）西方政治竞争体现了“寡头统治”的本质
一定的政治制度归根到底是为一定阶级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西方政治制度亦是如此。西方政治竞争，无论是两党竞争或多党竞争，都是不涉及根本社会制度的变革，实际上仅仅是维持资产阶级寡头统治的一种策略而已。从表面上看，西方政治轮流执政的制度安排，使任何政党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垄断政权，总是在在朝与在野之间来回摆动。这种轮流执政，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因为人民至少获得了对政府的选择权，有权利选择他们较为满意的人和集团上台执政，并把他们不满意的人和集团赶下台，毫无疑问，轮流执政有助于防止某一集团垄断政治，从而避免出现“寡头统治”的情况。但这是从微观上说的，从宏观视角看，轮流执政只是资产阶级不同集团之间的轮流执政，对于整个统治集团来说，任何集团执政都一样，都是为了维护整个资产阶级寡头统治的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寡头政体并不是把政权经常保持在同样一些人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的，而是采用这样的办法，它轮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
西方民主政治是一种典型的“金权政治”、“财阀政治”。从法理上说，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任何人、任何政党（哪怕是工人阶级政党）都有同等的权利竞争行政首脑职位，成为执政者。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政治竞争的，除了资本主义选举制度对小党进行限制外，主要还在于西方民主政治是以金钱为基础的。“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政治竞争是一种金钱的竞争丝毫不为过。“通往白宫的道路需要黄金来铺筑。”“没有钱什么希望也没有，即使你天生就是做总统的材料。” 金钱既可以使一个人夺取政权，也可以使一届政府垮台。试看美国总统的竞选经费：
1952年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经费为660万美元。
1972年尼克松竞选总统的经费为6240万美元。
1992年布什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亿美元，克林顿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3亿美元。
2000年布什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8亿美元，戈尔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2亿美元。
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治权力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由其经济地位决定，政治生活只不过是一种“天国的生活”和“彼岸的生活”。所以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宗教的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
（二）西方政治竞争的特色
西方政治竞争特色之一，有效地将体制外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纳入到体制内，给他们一个和平夺取政权的机会，大大地缓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大对立的阶级，其矛盾不可调和。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比较尖锐，所以他们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了极端的理解。尽管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仍然注意到，在必要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可在议会之内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从而过渡到社会主义。这里，关键在于工人阶级对普选权的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普选权对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意义。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指出：“在英国，普遍权的实行和大陆上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还指出：“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 恩格斯认为，在资产阶级代议制度日趋完善和军事机器超常发展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斗争条件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他说，“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选举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在评价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的意义时，恩格斯写道：“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 1892年，恩格斯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指出，“可以十拿九稳地肯定，只要工人们合理地使用普选权，就能够迫使当权者破坏法制，即是说，使我们处于革命中的最有利地位。” 实践的发展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自二十世纪初以来，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方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共产党组织，它们不仅参与全国竞选，而且有的进入政府参与执政。如法共从1744年起连续参加5届联合政府，8位领导人出任部长副总理，其中1946年大选获票500多万张，为法国第一大党，1997年又有三人进入若斯潘政府。在意大利，共产党（1992年改名为左翼民主党）是最大的反对党。1944年4月到1947年5月，意共先后共参加7届政府。尽管1947年以来意共被排挤出政府一直处于在野地位，但它在选举中一直得票第二，仅次于天民党。不仅如此，意共还掌握了数量可观的地方政权，掌握了一大批群众组织和一批企业，成为意大利政坛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总之，在西方社会，体制外的政党不是遭到“残酷打击”，“无情镇压”，而是被有效地纳入体制内，与资产阶级一起竞争政权，这不能不说是资本主义民主的一大特色。
西方政治竞争特色之二，执政党与反对党并非势不两立，而是遵循合法反对原则，在宪政体制内和平共处。
所谓合法反对，指在不危及现有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反对党有合法存在的权利，并有权依靠合法的途径，正当的法律程序来反对执政党及其政府，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合法反对原则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资产阶级在执政初期 《政治竞争导论(上)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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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政治竞争的本质、特色及影响
（一）西方政治竞争体现了“寡头统治”的本质
一定的政治制度归根到底是为一定阶级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西方政治制度亦是如此。西方政治竞争，无论是两党竞争或多党竞争，都是不涉及根本社会制度的变革，实际上仅仅是维持资产阶级寡头统治的一种策略而已。从表面上看，西方政治轮流执政的制度安排，使任何政党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垄断政权，总是在在朝与在野之间来回摆动。这种轮流执政，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因为人民至少获得了对政府的选择权，有权利选择他们较为满意的人和集团上台执政，并把他们不满意的人和集团赶下台，毫无疑问，轮流执政有助于防止某一集团垄断政治，从而避免出现“寡头统治”的情况。但这是从微观上说的，从宏观视角看，轮流执政只是资产阶级不同集团之间的轮流执政，对于整个统治集团来说，任何集团执政都一样，都是为了维护整个资产阶级寡头统治的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寡头政体并不是把政权经常保持在同样一些人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的，而是采用这样的办法，它轮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
西方民主政治是一种典型的“金权政治”、“财阀政治”。从法理上说，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任何人、任何政党（哪怕是工人阶级政党）都有同等的权利竞争行政首脑职位，成为执政者。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政治竞争的，除了资本主义选举制度对小党进行限制外，主要还在于西方民主政治是以金钱为基础的。“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政治竞争是一种金钱的竞争丝毫不为过。“通往白宫的道路需要黄金来铺筑。”“没有钱什么希望也没有，即使你天生就是做总统的材料。” 金钱既可以使一个人夺取政权，也可以使一届政府垮台。试看美国总统的竞选经费：
1952年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经费为660万美元。
1972年尼克松竞选总统的经费为6240万美元。
1992年布什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亿美元，克林顿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3亿美元。
2000年布什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8亿美元，戈尔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2亿美元。
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治权力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由其经济地位决定，政治生活只不过是一种“天国的生活”和“彼岸的生活”。所以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宗教的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
（二）西方政治竞争的特色
西方政治竞争特色之一，有效地将体制外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纳入到体制内，给他们一个和平夺取政权的机会，大大地缓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大对立的阶级，其矛盾不可调和。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比较尖锐，所以他们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了极端的理解。尽管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仍然注意到，在必要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可在议会之内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从而过渡到社会主义。这里，关键在于工人阶级对普选权的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普选权对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意义。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指出：“在英国，普遍权的实行和大陆上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还指出：“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 恩格斯认为，在资产阶级代议制度日趋完善和军事机器超常发展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斗争条件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他说，“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选举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在评价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的意义时，恩格斯写道：“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 1892年，恩格斯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指出，“可以十拿九稳地肯定，只要工人们合理地使用普选权，就能够迫使当权者破坏法制，即是说，使我们处于革命中的最有利地位。” 实践的发展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自二十世纪初以来，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方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共产党组织，它们不仅参与全国竞选，而且有的进入政府参与执政。如法共从1744年起连续参加5届联合政府，8位领导人出任部长副总理，其中1946年大选获票500多万张，为法国第一大党，1997年又有三人进入若斯潘政府。在意大利，共产党（1992年改名为左翼民主党）是最大的反对党。1944年4月到1947年5月，意共先后共参加7届政府。尽管1947年以来意共被排挤出政府一直处于在野地位，但它在选举中一直得票第二，仅次于天民党。不仅如此，意共还掌握了数量可观的地方政权，掌握了一大批群众组织和一批企业，成为意大利政坛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总之，在西方社会，体制外的政党不是遭到“残酷打击”，“无情镇压”，而是被有效地纳入体制内，与资产阶级一起竞争政权，这不能不说是资本主义民主的一大特色。
西方政治竞争特色之二，执政党与反对党并非势不两立，而是遵循合法反对原则，在宪政体制内和平共处。
所谓合法反对，指在不危及现有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反对党有合法存在的权利，并有权依靠合法的途径，正当的法律程序来反对执政党及其政府，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合法反对原则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资产阶级在执政初期 《政治竞争导论(上)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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