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竞争导论(上)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熊彼特推出了政治竞争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
可以看出，熊彼特非常重视政治家在治国中的作用。他认为，古典民主学说把某种完全不现实的首创精神归诸选民，实际上等于抹煞了领导权。在他看来，“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政治家竞取领导权的过程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并无二致。政治市场如同经济市场，选民就是消费者，他们的“货币”就是选票。选民用选票“购买”合意的商品---政治家或政治主张。政治家就像企业主，他们的政纲或许诺就像企业的产品，他们带着这些政纲和许诺来到政治市场，通过政党、竞选班子、大众媒介等工具，利用广告宣传、口号煽动以至欺诈阴谋等手段来争取人们的选票，得到或保护已得到的作政治决定的权力。选民则带着选票来到政治市场以换取预期的利益或政治家的承诺。这样，政治竞争使政治家的政纲与选民的利益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嫁接。
熊彼特的理论在西方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到七十年代，这场辩论结束了，熊彼特赢了。” 人们愈来愈注重对两种民主理论进行区分，一种是理性的，乌托邦的和理想主义的民主理论，一种是经验的，描述的和程序的民主理论，并且后者逐渐取代前者，成为理解现实民主制度的本质、运作方式以及兴衰原因的主流理论和方法。目前大多数西方学者都认为，民主就是一种竞争性的政治体制，没有竞争和冲突，就没有民主政治。
（二）萨托利的竞争---反馈理论
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民主理论家萨托利（Giovanni Sartory），沿袭了熊彼特的政治竞争理论，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和补充，提出了一种竞争---反馈式民主理论。萨托利也反对把民主看作是人民的统治或大多数人的统治，认为政治关系中的统治者总是少数人，被统治者总是多数人，强调民主也是少数人的统治和多数人的被统治，当然，民主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制和独裁的统治。民主与专制的区别不在于统治者是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其实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专制政治，统治者总是少数，问题在于专制政治不是人民授权的统治，不是权力受到有效限制的统治，而民主政治则是通过选举、竞争，使少数人得到人民授权的统治，是权力受到了有效限制的统治。“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其中谁也不能选择自己进行统治，谁也不能授权自己进行统治。因此，谁也不能自我僭取无条件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 领导者只能从被领导者自由的，不受约束的选举中产生；如果“别人向你授权的权力受到损害或纂改---通过压制不同意见或不提供其他选择---民主便从根本上被扼杀了。” 萨托利注意到，熊彼特的观点中只注意到民主过程的输入方面，即通过竞争选票获得政治权力，这是不够的。为此他提出了竞争---反馈式的民主理论来改造并补充熊彼特的竞争理论。选举从输入意义看，是政治家通过竞争获得政治权力，体现了民主，这是熊彼特看到的一个方面。从输出方面看，当选的统治者在其决策时，受着选民对统治者的决策的反应的制约，因此，要考虑民心的向背，民众的意愿。选民的选举权就以反馈的方式制约着统治者的决策，这样选举就不但从输入意义上而且从输出意义上保证了政治过程的民主性质。
（三）戴蒙德对政治竞争学说的进一步修正
美国学者戴蒙德（Larry Diamond）也充分肯定了熊彼特的观点。不过，他认为熊彼特的民主观需要不时地重新解释，因为这种民主观“并不注重所涉及到的基本自由，也不试图把这些自由纳入对民主的实际测量之中。” 这种民主观的风险是“选举主义的谬误”，过分强调选举的竞争性，而忽略了民主的其他维度，忽略了多党选举，即使真正是竞争性的话，也会有效地拒绝给人口中的一部分人以机会来竞争权力或伸张并捍卫其利益。这一错误还在于把决策权的重要领域置于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控制之外，不论对民主多么重要，选举也只是周期性地进行，也仅仅只允许公民在由议案所提供的高度集中的不同方案之间进行选择。他认为，竞争性的选举只是民主政治最低限度的要求，有些国家有合法的反对党，甚至有选举民主的许多其他宪法特征，但是仍然没有达到一个关键的要求，即存在一个充分公平的竞争领域，这样允许执政党可能在选举中被逐出权力。他将这些国家称为拟态民主国家（pseadodemocracies）。拟态民主有许多种的形式，其中包括半民主国家（semidemocracies）。半民主国家仍然包含着多党的选举，不过，执政党广泛地使用压制、恩庇、媒介控制和其他工具来把反对党降低到一个“二等党”的地位。
同其他西方学者一样，戴蒙德认为自由民主才是完全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附带提及一下，按普拉特纳的说法，自由民主一词中的“自由”，不是指谁来统治，而是指如何实施统治。它尤其意味着政府的权力和行使权力的方式受到限制，特别是受到根本法或宪法的约束，但归根到底是受到个人权利的限制。 戴蒙德认为，自由民主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超越了熊彼特的“选举民主”或拟态民主：首先，除定期的、自由的、公平的竞争性的选举和普选权之外，自由民主不允许军人或其他政治力量享有“保留权”，因为这种保留权不直接或间接地对选民负责。其次，除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负有纵向的责任（这种责任通常由定期的、自由的和公开的选举来确保）外，自由民主还要求官员对官员之间有横向的责任制度，这种责任限制了行政性的权力，因此也有助于保障宪政、法治和审议过程。第三，自由民主还包含对政治和社会多元主义的广泛的规定，以及对个人或团体的自由的广泛的规定。除此之外，戴蒙德认为，自由民主还具有以下的特征：（1）真实的权力在事实上以及在宪法法理上都归于选举产生的官员及其任命的官员，不是归于那些不负责任的内部行动者（如军方）或外国；（2）行政权受到宪法的约束，并对其他政府机构，诸如独立的司法、议会、调查专员和总审计长负责；（3）在自由民主下，不仅选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因为有大量的反对票，也不仅因为政党要不时地轮流执政，而且不能剥夺任何一个坚守宪法原则的团体组党和参与选举的权利（即使选举的门槛或其他规则会阻止其他一些小党赢得在议 《政治竞争导论(上)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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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熊彼特非常重视政治家在治国中的作用。他认为，古典民主学说把某种完全不现实的首创精神归诸选民，实际上等于抹煞了领导权。在他看来，“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政治家竞取领导权的过程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并无二致。政治市场如同经济市场，选民就是消费者，他们的“货币”就是选票。选民用选票“购买”合意的商品---政治家或政治主张。政治家就像企业主，他们的政纲或许诺就像企业的产品，他们带着这些政纲和许诺来到政治市场，通过政党、竞选班子、大众媒介等工具，利用广告宣传、口号煽动以至欺诈阴谋等手段来争取人们的选票，得到或保护已得到的作政治决定的权力。选民则带着选票来到政治市场以换取预期的利益或政治家的承诺。这样，政治竞争使政治家的政纲与选民的利益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嫁接。
熊彼特的理论在西方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到七十年代，这场辩论结束了，熊彼特赢了。” 人们愈来愈注重对两种民主理论进行区分，一种是理性的，乌托邦的和理想主义的民主理论，一种是经验的，描述的和程序的民主理论，并且后者逐渐取代前者，成为理解现实民主制度的本质、运作方式以及兴衰原因的主流理论和方法。目前大多数西方学者都认为，民主就是一种竞争性的政治体制，没有竞争和冲突，就没有民主政治。
（二）萨托利的竞争---反馈理论
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民主理论家萨托利（Giovanni Sartory），沿袭了熊彼特的政治竞争理论，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和补充，提出了一种竞争---反馈式民主理论。萨托利也反对把民主看作是人民的统治或大多数人的统治，认为政治关系中的统治者总是少数人，被统治者总是多数人，强调民主也是少数人的统治和多数人的被统治，当然，民主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制和独裁的统治。民主与专制的区别不在于统治者是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其实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专制政治，统治者总是少数，问题在于专制政治不是人民授权的统治，不是权力受到有效限制的统治，而民主政治则是通过选举、竞争，使少数人得到人民授权的统治，是权力受到了有效限制的统治。“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其中谁也不能选择自己进行统治，谁也不能授权自己进行统治。因此，谁也不能自我僭取无条件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 领导者只能从被领导者自由的，不受约束的选举中产生；如果“别人向你授权的权力受到损害或纂改---通过压制不同意见或不提供其他选择---民主便从根本上被扼杀了。” 萨托利注意到，熊彼特的观点中只注意到民主过程的输入方面，即通过竞争选票获得政治权力，这是不够的。为此他提出了竞争---反馈式的民主理论来改造并补充熊彼特的竞争理论。选举从输入意义看，是政治家通过竞争获得政治权力，体现了民主，这是熊彼特看到的一个方面。从输出方面看，当选的统治者在其决策时，受着选民对统治者的决策的反应的制约，因此，要考虑民心的向背，民众的意愿。选民的选举权就以反馈的方式制约着统治者的决策，这样选举就不但从输入意义上而且从输出意义上保证了政治过程的民主性质。
（三）戴蒙德对政治竞争学说的进一步修正
美国学者戴蒙德（Larry Diamond）也充分肯定了熊彼特的观点。不过，他认为熊彼特的民主观需要不时地重新解释，因为这种民主观“并不注重所涉及到的基本自由，也不试图把这些自由纳入对民主的实际测量之中。” 这种民主观的风险是“选举主义的谬误”，过分强调选举的竞争性，而忽略了民主的其他维度，忽略了多党选举，即使真正是竞争性的话，也会有效地拒绝给人口中的一部分人以机会来竞争权力或伸张并捍卫其利益。这一错误还在于把决策权的重要领域置于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控制之外，不论对民主多么重要，选举也只是周期性地进行，也仅仅只允许公民在由议案所提供的高度集中的不同方案之间进行选择。他认为，竞争性的选举只是民主政治最低限度的要求，有些国家有合法的反对党，甚至有选举民主的许多其他宪法特征，但是仍然没有达到一个关键的要求，即存在一个充分公平的竞争领域，这样允许执政党可能在选举中被逐出权力。他将这些国家称为拟态民主国家（pseadodemocracies）。拟态民主有许多种的形式，其中包括半民主国家（semidemocracies）。半民主国家仍然包含着多党的选举，不过，执政党广泛地使用压制、恩庇、媒介控制和其他工具来把反对党降低到一个“二等党”的地位。
同其他西方学者一样，戴蒙德认为自由民主才是完全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附带提及一下，按普拉特纳的说法，自由民主一词中的“自由”，不是指谁来统治，而是指如何实施统治。它尤其意味着政府的权力和行使权力的方式受到限制，特别是受到根本法或宪法的约束，但归根到底是受到个人权利的限制。 戴蒙德认为，自由民主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超越了熊彼特的“选举民主”或拟态民主：首先，除定期的、自由的、公平的竞争性的选举和普选权之外，自由民主不允许军人或其他政治力量享有“保留权”，因为这种保留权不直接或间接地对选民负责。其次，除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负有纵向的责任（这种责任通常由定期的、自由的和公开的选举来确保）外，自由民主还要求官员对官员之间有横向的责任制度，这种责任限制了行政性的权力，因此也有助于保障宪政、法治和审议过程。第三，自由民主还包含对政治和社会多元主义的广泛的规定，以及对个人或团体的自由的广泛的规定。除此之外，戴蒙德认为，自由民主还具有以下的特征：（1）真实的权力在事实上以及在宪法法理上都归于选举产生的官员及其任命的官员，不是归于那些不负责任的内部行动者（如军方）或外国；（2）行政权受到宪法的约束，并对其他政府机构，诸如独立的司法、议会、调查专员和总审计长负责；（3）在自由民主下，不仅选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因为有大量的反对票，也不仅因为政党要不时地轮流执政，而且不能剥夺任何一个坚守宪法原则的团体组党和参与选举的权利（即使选举的门槛或其他规则会阻止其他一些小党赢得在议 《政治竞争导论(上)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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